武漢漢正街搬遷遭商戶反對 500年市場面臨抉擇

　  從3月中旬開始，漢正街開始進行“綜合整治與搬遷改造”。傳統批發還是現代商業，城市改造如何平衡民生保障？這座有500多年歷史的老市場面臨著新的選擇。

　　焦慮

　　劉富民(化名)很焦慮。武漢的天氣逐漸熱了起來，他還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駝色皮夾克，里面的絨線衣扎在腰帶下面。半瓶“白云邊”下肚后，他開始不停地念叨：“漢正街不能搬啊。”這名50多歲的漢正街商人感到危機日益臨近。

　　不安的源頭來自3月15日的一次會議，會議由武漢市硚口區宣傳部組織召開。劉富民還記得，會議的主題是關于漢正街“整體搬遷”的民意調查。“沒錯，說的是‘整體搬遷’，調查問卷上就是這么寫的。”為了證明真實性，他還拿出了一張印有“整體搬遷”抬頭的會議人聯絡名單。參加會議的人，除了管委會、區政府的官員外，更多的是漢正街上主要商會和物業公司的代表。

　　“搬遷”——這個詞讓劉富民們感到格外刺耳。“500年歷史的老街，‘對內搞活’的樣板怎么能說搬就搬呢？”

　　在街上，劉富民算是個有“勢力”的商戶。他和其他小商人一樣，不修邊幅，不開好車，喝“白云邊”抽“黃鶴樓”。但他有“地盤”——2000多平方米的商鋪。解放前，他的父親12歲就從漢川跑到漢正街當學徒。3年出徒后，父親就在街上最富盛名的“老三鎮”市場開了自己的雜貨店。多年后，劉富民也在街上出生長大，不免耳濡目染。80年代初，市場重開后，劉富民再度開啟家族生意，從針頭線腦、襪子鞋墊開始，摸爬滾打30年，創下了現在的家業。按照均價2萬元/平方米計算，他的鋪面就值四五千萬元。但如果漢正街搬遷，這些資產就一文不值了。

　　“民意調查”的會議充滿了火藥味。商戶代表們情緒激動地反對任何關于“搬遷”的提法，組織方希望參會商戶們再選出代表發表意見，但是遭到了拒絕。沒有人打算中途離開或者置身事外。最后妥協的結果，將最后一個小時作為自由發言的時間，每名商戶以5分鐘為限。

　　政府希望通過搬遷、整頓消除市場的火災隱患、交通梗阻，進而改變“現場、現貨、現金”的傳統交易模式(三現模式)，將喧鬧、蕪雜的批發市場改造為秩序井然的現代商貿旅游區。而商戶們則認為，火災與交通問題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不善，取消傳統的“三現模式”不具備條件，“支持整頓，但是堅決反對搬遷”。會議最終不得不在爭吵中結束。

　　5天之后，3月15日，武漢市漢正街綜合整治與搬遷改造小組正式發布公告，“即日起啟動漢正街綜合整治和搬遷改造工作”。漢正街2.56平方公里被劃為拆遷區、在建及建成區兩大塊。拆遷區整體搬遷，在建及建成區則依法整治、全面改造、轉型升級。

　　三五年來關于搬遷的傳聞，就像“狼來了”的預言，在街頭飄蕩，如影隨形但從未坐實。熙熙攘攘，利益往來，生意照舊。但現在兩萬多商戶的心頭卻輕松不起來。

　　劉富民的好朋友胡波(化名)也是街上的大戶。他的家族是恢復市場后的第一批個體戶，目前家族究竟有多少鋪位，估計胡波自己也說不全。與劉富民不同，他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整頓搬遷”的寒意。

　　胡波在漢正街東富商城有4個鋪位，這座市場專營塑料制品和玩具。4月初，胡波收到了東富商城進行防火改造的通知，他所在的C棟要在4月底關閉。按照胡波與租戶的協議，要提前兩個月確定續租事宜。4個鋪面的租期在5月底結束，但突如其來的變化使雙方都措手不及。租客們不知道再到何處去找鋪面，客源將大量流失。胡波也不知道市場會何時重開，他說“即使給我房租，我也不能收了”。

　　市井

　　每天早上5點多鐘，漢正街的生意就開始了。“打貨”的客人從各個方向進入市場，大包小包地拖走各種商品，以趕在開門前補充貨架。傍晚收檔后，街道立刻成為夜市，批發市場變為零售市場和人頭攢動的小吃街。即使到深夜，沿江大道仍舊馬達轟鳴，汗流浹背的工人把貨物塞進卡車。

　　漢正街的牌子就立在晴川橋下，這里是街道的入口。道路坑坑洼洼，下過雨后一片泥濘，很多地方不得不墊上碎磚頭。灰塵在陽光下飛舞，空氣中彌散著一股洋灰味兒，間或混雜著垃圾的酸臭味，布匹、鞋帽、襪子、發卡、鍋碗瓢盆分門別類地堆在檔口，充斥著一種廉價的富足。

　　商品價格低廉，貼著五花八門的牌子，主要針對鄉村鎮集市場，常能看到“山寨式”的品牌創造，比如“美·摩根保羅”的女裝，或“路易·鯊魚”的皮箱。

　　街上到處是擁擠的人群和門面鋪位，許多赤膊的搬運工人，大聲叫賣的伙計，在過道睡覺的孩子，討價還價的顧客。在最少的地方擺下盡可能多的鋪位，擺放盡可能多的商品，并且盡可能地降低商品的成本，這是漢正街永恒不變的法則。商鋪如同中藥柜子，密密匝匝地塞進了大大小小的街市和樓宇。每個檔口里都堆滿了商品，客人看上什么，直接雇扁擔和板車拉走。

　　老板們湊在一起，在路邊支起麻將桌，坐等客戶上門。電線桿子上貼滿了鋪面租售、招工的廣告，最特殊的是要“狗肉賬”廣告：“沒有收不回的賬，只有不想要的賬。”“撞了，撞了！”搬運工拉著堆滿服裝的拖車，在貨車、人群間穿梭。逼仄坑洼的街巷、老舊昏暗的大樓、燈光絢爛的商廈……人與車、新與舊、亂與雜在這里繪制出市井百態。

　　通常所說的“漢正街”并不單指一條叫做“漢正街”的街道，而是包含這條東西向大街為中心，在漢水和長江匯合處南北延伸的一大片老城區。它由近460條街巷組成，核心區域占地約1.6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20萬。正如名字所傳達出的信息，“漢正街”乃漢口之正街，歷史上就曾經是漢口的中心區，也是武漢城市文化的搖籃之一。

　　漢正街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萬歷年間。在水運和商業的驅動下，漢口的街市沿著漢水流向自然形成并延伸，漢正街市場形成。沿江從西至東，出現了宗三廟、楊家河、武圣廟、老官廟和集家嘴等眾多的碼頭，為商埠吞吐、集散物資。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鋪行棧日益增多，貿易往來頻繁。之后，各地富商大賈集聚于這塊風水寶地。再后來，青磚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籬，四鄉流民成為市場取之不竭的勞力資源。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經濟發展鼎盛時期，漢正街已成為“漢口之正街”。

　　20世紀初，隨著漢口開埠，租界設立與鐵路的開通，漢口商業中心逐漸下移至長江岸邊。漢正街則演變成小商品市場。“文革”期間，漢正街曾被更名為“興無街”，所有市場都被關閉，個體商人不得不另謀職業。直到1979年，漢正街市場恢復，第一批103戶個體經營者重新出攤。由于武漢獨特的地理位置，漢正街市場一度成為全國性的小商品批發中心，被稱為“天下第一街”。

　　時至今日，這一區域依舊保持著相對傳統的空間格局。漢正街的形態如同一條魚，魚嘴在晴川橋，魚肚子是漢江邊的沿江大道，魚背是武漢的商業中心中山大道，魚尾則甩到江漢橋。東西貫通的漢正街，就是魚身上的那根主刺。

　　在命名上，漢正街遵循著一個歷史習俗，即東西走向與漢水平行的稱為“街”，南北走向與漢水垂直的為“巷”。主要的“巷”都是一頭扎在漢水里，與漢水碼頭同名。巷頭原先還設置有寺廟，表達鎮水和祈求平安之意。這些沿漢正街主脊南北展開的平行小巷，如同魚刺般密集，則是漢正街的血管和紐帶。

　　細密的小巷與主街交織，形成了層層疊疊的集市。歷史上，正街上的店鋪，主要是大商號的門市、倉庫和會館，沿著河街則是各種分工明確的貨物碼頭、密集的寺廟與集市，堤街曾經是工人、錫匠、大眾茶樓聚集的地方，而垂直于漢正街的是那些致密的魚骨式商住混合特色商品批發街巷，夾雜著娛樂和消費場所。

　　盡管由于政治運動中斷，但今天漢正街的格局仍舊維持著曾經的歷史脈絡。上世紀80年代末期，漢正街開始不斷地進行舊城改造，利濟路、多福路等南北向道路被拓寬，一部分老棚戶區被拆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商住并存的專業市場。每一個產業都有若干自己的專業市場，并都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但大量老街巷與舊房屋依舊存在，成為高樓大廈的背景與底色。這些鋪面連接著鋪面，如同人體血管一樣密密麻麻，低矮的鋪面不斷擠壓人行通道，很多通道只能并排兩人來回。電纜電線編織起一張蜘蛛網絡，并成為居民的晾衣繩。傍晚時分，居民們把煤氣罐搬到街邊做飯，整條巷子里就彌漫著辣椒下鍋后的嗆人氣味。

　　批發生意有兩大特點：第一是同業扎堆，方便客戶貨比三家；第二是交通方便，組織靈活，既能大進大出，也能化整為零。由于街道狹窄、人流稠密，漢正街形成了獨特的物流體系。扁擔與推車是物流的末端，這些挑夫們負責將貨物從門店運到江邊的貨運公司。沿江大道至友誼南路一線則是物流公司的天下。白天，老板娘們在路邊支上一把陽傘，接收挑夫們搬來的零散的貨物，晚上則裝上大卡車，運到特定的城市。

　　以現代商業的標準，漢正街存在空間上的局限。區域一邊臨河，無法修建太寬的馬路，另一邊的狹窄街巷限制了大宗貨物的出入。在商圈周邊主路上，貨運物流的堆積和擁堵成為這里最大的交通和消防隱患。白天，物流公司的卡車停在街面上，一些商人趁機建造了大片簡易的倉庫和民房出租盈利。在漢正街，一切自發的商業活動都是同一類利益驅動下建設起來的。但是，這種互相依靠共生的高密度業態，以及多年的歷史積淀，共同激發了蓬勃的人氣，使這里永遠川流不息。

　　蜷縮在老房子里的店鋪，嘈雜的人聲，擁擠的車道，推著板車來回卸貨的工人，還有掛在街頭“杜絕一切火災隱患”的紅色條幅，都顯示著這里的破落與繁華。而時不時出現的紅色“拆”字，則提醒著這里未來的命運。

　　買賣、物流、倉儲、加工、居住、吃喝拉撒……都集中在這不到1.7平方公里的區域內。三教九流，五方雜陳，熱氣騰騰，分工明確。現場、現貨、現金的交易模式，混亂之中也遵循著自己的秩序與江湖規則。

　　在官方看來，混亂的交易環境、低端的經營模式、落后的市政設施，使漢正街逐漸成為城市的潰瘍。而在劉富民們看來，這種“亂”正是漢正街的核心價值，體現了漢正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不亂不鬧，怎么會有人氣？怎么會有市場？”

　  爭執

　　按照官方思路，漢正街必須要進行提檔升級。

　　如何升級？通俗地說，就是要做到“四個轉變”：市場主體上，由個體戶變企業，目前工商部門在漢正街區域已不再核發個體工商戶執照；市場形式上，由批發市場變成現代商城，統一物業管理；交易形態上，由現場、現金、現貨的“老三現”變“新三現”，即現代化的電子商務、現代化的商貿一體和現代化的遠程批發；歷史文化上，漢正街文化由概念變實在的元素，選取有代表性的歷史遺跡，復原明清風貌。

　　漢正街該往何處去？每年武漢“兩會”上，這個問題都會以不同形式被提出。但方向在哪里，并沒有共識。爭論之中，生意照舊。

　　傳統的城市環境如何適應現代化的發展，是一個艱巨而普遍的難題。問題在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們往往更樂于忽視它、繞開它。于是，發展的滾滾車輪往往還來不及判斷，就已經別無選擇地沖過了十字路口。而發展總是伴隨著巨大的歷史慣性，如果就像扳道岔一樣改變漢正街的運行軌跡，往往需要一個契機。

　　今年1月17日，漢正街西端的一處門面失火，造成14人死亡。火災成為引爆這場變革的導火索。武漢市代市長唐良智考察后說：“不看則已，你看了一定睡不著，隨便一點火星就報廢了，你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定要下決心。”

　　但劉富民、胡波與很多商會的會長們并不認同政府的邏輯。“武漢廣場不也是現場、現貨、現金交易嗎？為什么那里沒有著火？”胡波說，“漢正街64個專業市場都沒有發生過火災，著火的是那些老市場、由居民戶改造的鋪面。這是一個市場管理的問題。”

　　2005年末，漢正街上一處作坊因機器超載引發大火，隨后政府陸續將6000多家服裝作坊遷到了區外。自此，漢正街的生產功能被剔除，再也聽不到機器的轟鳴聲。但是，今年“1·17”大火恰恰是發生在一處小作坊內。“為什么這種服裝作坊又回來了？為什么沒有人追究監管的責任？”胡波說。暨濟皮具商城商會會長周樂喜說：“我們支持改造、防火檢查，但是反對搬遷市場。”漢正街有1600戶物流公司，但是其中有證的只有500戶，無證經營一直得不到處理。而假貨多的問題，商戶認為這是工商部門的職責，跟搬遷無關。

　　對于防火、交通的改造尚屬市政范疇的城市更新，但是對于交易形態的改變則觸及到了漢正街的商業模式。政府希望借助整頓市場，改變“現場、現貨、現金”模式，從本質上把漢正街從一個“烏煙瘴氣”的傳統批發市場，改造為一個井井有條，結合現代物流、倉儲甚至電子交易的新型商業。

　　硚口區區長胡勤華認為：“如果我們總是拘泥于《人民日報》1982年8月28日社論《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這樣一個調子，不重新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未來漢正街肯定是沒有出路。”

　　但很多商戶認為這樣的改變不切實際。“漢正街絕大多數的商品針對的是農村低端市場，客戶是那些集鎮上的小老板。他們下一次單，幾件、幾十件，看中了就拉走，賣完了再來，既不會用電腦也沒有信用卡，如何讓他們適應新的交易模式？”周樂喜說。

　　盡管漢正街的稅收與創造財富的能力并不高，但商戶們認為并不能因此否認它的社會價值，不該用GDP來評價漢正街。“漢正街吸納了大量的低端就業，一個商鋪就是一家子的生計，是社會的穩定器。”胡波說。漢正街目前約2.6萬商戶，按照每戶5人計算，就有約13萬直接從業者，而為商戶們服務的卡車司機、扁擔工、餐館、物業公司的人數還會繼續放大。

　　劉富民相信，漢正街市場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歷盡劫難但生命力頑強。“乾隆時期，一把大火燒了江邊上百條貨船，漢正街沒有倒；1938年武漢保衛戰，漢正街又被日本人燒成一片灰燼，后來一樣開市；1944年，中美空軍反攻把街上老三鎮市場炸平了；到‘文革’時候，小商人成了投機倒把的犯人，漢正街依舊不死，還有人做地下的生意。活躍的市場不是靠人為規劃出來的。”

　　這種不信任與不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源于對商業環境與小商人命運的焦慮。“我們的利潤本來就薄，現在各種稅收、負擔費用攤派越來越重。”劉富民嘆了口氣說，“每年我被攤派的訂報費就有5000多元。”

　　角色

　　心緒不寧的時候，劉富民會去看望一下“選哥”——漢正街上的標桿人物鄭舉選。

　　今年71歲的鄭舉選已經退出市場多年，在漢陽一處臨湖的小區中頤養天年。他目不能視，戴上一副墨鏡，身板健壯，生意響亮，花白的頭發梳到腦后，仍有大哥風范。鄭舉選一生命運多舛，而他的經歷，也體現了漢正街輝煌時期的商業模式。

　　“說好聽的，我是做小買賣的；說的不好聽，我在漢正街討了一輩子飯。”鄭舉選對我們說。

　　1940年鄭舉選生于漢陽縣侏儒鄉下。6歲那年，因為鄉下鬧天花，他的兄弟姐妹夭折。鄭舉選雖活了下來，但卻傷了眼睛，年輕時還能輕微看見東西，幾經折磨后，就徹底失明了。

　　1946年鄭舉選隨父母從鄉下遷居到漢正街。因為眼睛不好，他也沒讀過什么書，十六七歲就跟父親擺攤學做小生意。“我是殘疾人，幾乎沒在單位上過班，不想給別人添麻煩，就想擺小攤，自食其力，做一個平常的生意人。”鄭舉選說。

　　上世紀60年代初，漢正街還保留著商埠風貌。雖然商品奇缺，但做生意并不違法。街上有3000多戶商鋪，鄭舉選也有自己的營業執照。“那是我第一個身份——小商小販。”

　　好景不長，“文革”開始后鄭舉選的小商販“身份”就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為了吃飯，鄭舉選不得不偷偷摸摸繼續他的地下生意。他拄著竹蒿子，挎一個包，里面裝點紀念章、五角星、線索子、花邊、氣球等小玩意，在街上晃悠。有人買就碰一下膀子，三言兩語成交。“和我做生意的很多都是盲人，不能算命，不能唱戲，不做點小生意就只能餓死了。”鄭舉選的地下生意自然瞞不過“打辦”，家里多次被查抄，他也經常被拉到學習班接受處罰和批判。“這時候我的身份是‘殘渣余孽’。”鄭舉選說。

　　鄭舉選是個講義氣的人。在學習班和看守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來。“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可憐人，我怎么能交待別人。”他的問訊筆錄里總是那幾句老話：“貨從哪里進的？”“街上進的。”“都賣給哪些人了？”“看不見，不認得。”“賺到的錢呢？”“滾到貨里去了。”“貨呢？”“被你們收了。”鄭舉選在漢正街的名氣也越來越大，都知道有一個硬氣的“麻瞎”。

　　學習班里也有被槍斃的“班友”，罪名是倒賣票證、金額過萬。鄭舉選對自己和周圍的朋友說，為了活命，可以偷偷摸摸做點針頭線腦的小生意，但切莫倒賣糧票、油票、肉票甚至煤球，倒賣這些就是破壞國民經濟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最大的政治問題。

　　1979年6月，在經歷了18個月的牢獄生涯后，鄭舉選再次被釋放。這時漢正街市場恢復，工商局的干部找過去的經營戶做工作，鼓勵街上的無職業者就地就業。這一年的11月初，在漢正街最大的國營商店“謙祥益”對門的公安巷口，鄭舉選搬塊破門板，往兩個矮凳上一擱，算是出攤了。他是漢正街重整之后第103個“個體戶”，從此有了新的身份，他也成為了這個市場的精神領袖。

　　80年代是漢正街的黃金時代。一方面，社會物資匱乏、流通不暢、產銷不對位，國營工廠里積壓了大量銷不出去的商品，而民間卻買不到東西；另一方面，當時國內交通尚不發達，而武漢地理位置居中，水旱碼頭交通便利，于是唯獨漢正街上的生意可以“買全國、賣全國”，成為了全國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一家針織廠的垃圾堆里有大量廢棄的勾針，鄭舉選就拖回來，請人稍加打磨就成了婦女手里的編織工具，城里鄉里都好賣。武漢打火石廠積壓了大量的打火石，鄭舉選都包了下來，賣到四川去做打火機，因為四川農村男男女女都抽旱煙，打火機是必需品。靠著15元的起步資金，只做了不到3年，他就成為街上的萬元戶。

　　形勢比人強。靠著拾遺補缺，溝通有無，然后貨通天下。鄭舉選們的生意經后來被總結為“漢正街模式”。而鄭舉選盡管是個盲人，但是記憶力驚人，幾百種商品，幾千個規格，他都能熟記在心。時至今日，下象棋是他賦閑后的最大愛好，完全心算，車來象往，一盤棋了然于胸。

　　盡管鄭舉選此后榮譽無數，成為“時代模范”，但他仍舊謹小慎微，恪守本分。“我一個人納稅抵得上十幾個健康人，我從來不會少交國家一分錢。我只想踏踏實實做生意，不想因任何問題再被找麻煩。”鄭舉選說。

　　小商人的日子還是過得不踏實。

　　傳統

　　作為暨濟皮具商城商會會長，周樂喜是打算在漢正街長期扎根下去的。在整個80年代，這個湖南邵陽人挑著擔子走遍天下。最初他走街串巷修鞋，最遠一趟，從老家邵陽靠一雙腳板走到了貴陽。后來他開始賣書包，因為邵陽有個生產書包的工廠，老鄉們拿貨方便。于是拿上200塊錢當本錢，扁擔上掛滿了書包，走到哪兒賣到哪兒。賣完了再回家取貨。一天賺上一二十塊錢，比在家種地算工分好上太多。

　　幾百年前，周樂喜的同鄉們就沿著長江放木排到漢口，在漢正街上聚族而居，壟斷了木材和紙張生意，目前還留存下了寶慶巷。1987年，周樂喜挑著擔子來到了漢正街，看著九省通衢客流如織，就再也不想走了。

　　那是漢正街的黃金時代。在武漢燥熱的天氣里，外來戶周樂喜憋著一身力氣，唯有拼死苦干。每年七八月份是服裝淡季，攤位的租金便宜。而此時恰逢學校放假至開學，是書包的銷售旺季。周樂喜就利用這個空當，以低廉的價格租下攤位，擴大銷售。等9月開學后，他再退掉攤位，重現回到街上當貨郎。

　　到了1992年，他終于在一個商場地下室租上了攤位，生意也從書包擴展到了箱包皮具。小本生意，雇不起人，全靠自己。他的住處也是倉庫，每天睡在拉桿箱上。半夜貨車司機送貨，他都要起來開門，點數簽收，一晚數次。天不亮，市場開門，他又要撐著睡眼開門迎客。

　　90年代，漢正街正經歷著一次大變化，專業市場開始成為主角，商戶們不再什么賺錢一窩蜂而上，而是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于是市場內部開始合并同類項，服裝、鞋帽、箱包、皮具、塑料、玩具、文具、禮品……同一類的商戶聚集在一起，組成專業市場。

　　周樂喜跟著其他皮具商人租到了華貿商城。他的生意雖不大，但是為人熱情，具有同業精神，早早地就在箱包商戶中組織了湖南商會。做箱包生意的湖南人雖不多，只有三十來戶，但很抱團，隔三岔五地開會，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周樂喜組織商會與物流公司商談合作，首次拿到了20萬元的貨運押金。不僅壓下了成本，還降低了風險。后來曾有客戶被運丟了一車貨，最后迫使物流公司照價賠償。

　　批發生意的特點并非單打獨斗，講究的是同業聚集的密度和質量。眾多商戶形成一個穩定的經營群，依靠整體的力量吸引更多的采購者。2005年，周樂喜覺得此前大家同租鋪面的方式遇到了很多問題：“漢正街的商場越開越多，依靠最初低租金和優惠吸引租客，這就造成我們商城商戶不穩定，最終損害整體利益。”

　　有恒產者有恒心，這個道理他是明白的。于是他又聯合了浙江、武漢商人，一共兩三百戶，共同購買了剛剛建成的暨濟商場，共同組建了新的箱包皮具批發市場。周樂喜自己也貸款買了兩個檔口，當初每平方米不到1萬元，現在價格已經翻倍。經過近20年的打拼，周樂喜從一個挑扁擔走街串巷的貨郎，終于成為有產權的小老板。此中甘苦，如魚飲水。

　　就當周樂喜們從一個無產者變成有產者后，他們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窘困的現實。如果漢正街搬遷，那他們舉債購入的商鋪則失去了價值。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箱包批發行業越來越難做。武漢本地沒有箱包行業的生產基地，周樂喜們也沒有產地優勢。批發商從河北白溝或廣州進貨，賺取二道販子的中間利潤，能有10%已屬難得。商場中每年都要淘汰近1/3的商戶。行業如此脆弱，禁不起任何折騰。

　　周樂喜是希望留下來的商戶，他代表了漢正街上頑強的傳統商業力量。這里不僅有他的產權，另一方面，他花了多年的精力才完成了一次傳統批發業的整合，依靠同業聚集形成了人氣。如果漢正街搬了，重新聚合人氣又要多少時間呢？已經苦拼了快30年的周樂喜，心中沒底。

　　分化

　　在最近的10年中，“天下第一街”的光環逐漸退去，傳統的批發生意越來越難做。

　　一方面，全國性的批發市場陸續建立：北有石家莊，南有廣州，東有杭州和義烏，西有成都。漢正街被四面圍住。今日物流交通與1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武漢的交通中心地位已經下降。“買全國、賣全國”的模式不復存在，漢正街下降為一個區域性市場。另一方面，零售業的運行本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中間商作用降低，商業信息更加透明，終端零售直接對接廠商。傳統“二道販子”的生存空間被壓縮。批發市場需要上游制造業支持，而江浙、廣東集中了大量小商品、服裝廠商，產業鏈完備。義烏與廣州兩大市場已經成為了國際性的批發中心。

　　如果說傳統的批發行業是靠信息不對稱和交通不便賺錢，那么新型商業則是依靠提高產業鏈的效率來牟利。

　　90年代初期，本地人鄭斌開始在漢正街上擺攤，他正好經歷了漢正街的轉折時期。“最初做生意，街頭一個價，街尾一個價，街頭買街尾賣就可以賺錢。老板們什么都做，社會上什么都缺，尤其是低端商品，也不在意質量問題，只要便宜就行。”鄭斌說。

　　90年代末期，鄭斌開始走專業道路，先是只賣服裝，然后是女裝、少女裝，最后鎖定到了孕婦裝。此時服裝市場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以前產品周期長，18歲到38歲都穿一類產品，全國穿一種顏色。隨后，產品的更新周期越來越快，市場越分越細，幾天一款衣服就過時。開始還有時間貼自己的牌子，后來都沒時間貼牌直接發貨。如果賣羽絨服，碰上暖冬，又押錯了寶，成了老款，就要虧本賣了。”鄭斌說。

　　他發現盡管女裝逐漸繽紛多彩，但孕婦裝長期就是兩種——背帶褲和踩腳褲。于是就開始結合流行趨勢做孕婦時裝，把孕期分為若干階段，根據身形推出不同產品。這個精明的武漢人為了摸清市場容量，還專門去計劃生育辦公室了解每年的出生率。

　　對于漢正街的發展，鄭斌有強烈的危機感：“漢正街市場沒有產業支持，也就沒有長遠發展，這么多年來一直是無根的市場，只能當二道販子。以前全國交通不便，還需要武漢中轉一下，現在這個情況不存在了。”他不想在漢正街的老路上走了。

　　去年，鄭斌注冊了自己的孕婦裝品牌，一頭開始介入生產，給制造工廠提供圖樣、版型；另一頭，營銷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下游銷售網絡。他還開了一家網店做網絡銷售。“理想的模式，我通過自己的銷售網絡了解市場需求，然后向生產商下達生產指標，以銷定產，實行訂單管理。”鄭斌說。

　　漢正街的環境，也讓生長于此的鄭斌感到愈發不適。“現在漢正街寸土寸金，物流不通暢，缺乏發展的空間。我的貨源來自全國各地，老板跟物流公司關系不好，貨就進不來。”鄭斌說，“大客戶走進漢正街，看到亂糟糟的樣子，也留不住。”

　　漢正街市場恢復30年后，經營者的分化不可避免。一邊，面對廣大農村市場的傳統商業模式依舊頑強，傳統批發的生命力猶在；另一邊，不安分者想要擺脫“二道販子”的薄利，與現代商業對接，期望在新的平臺上開疆拓土。

　　武漢的“砧板大王”朱仕香就離開了漢正街。1984年他開始賣砧板，做一塊砧板賣一塊，最初規模很小，每天騎車向武漢三鎮的餐館飯店推銷砧板。當時武漢最大的亞洲大酒店、長江大酒店這樣的高檔酒店也漸漸成了他的老主顧。日積月累，朱仕香逐漸壟斷了武漢90%的砧板市場，一年可以賣幾十萬塊。

　　2006年，生意做大的朱仕香開始向縱深發展，依托砧板進入酒店用品市場。與賣砧板不同，銷售酒店用品需要大量的展示空間，各種鍋碗、刀叉少說有上千種，規模大的銷售商需要有上萬種商品擺出來。講究的是琳瑯滿目、五光十色。但漢正街的草根味與高檔酒店的氣質完全相左。“即使有高檔貨，你往那個寒酸的店里面一塞，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為了賣酒店用品，朱仕香需要更大的空間，于是就在新的漢口北市場買下了3000多平方米的鋪位。他不想再守著漢正街，也不再留戀賣砧板的利潤。他需要更堂皇的地方，要更多地展示自己，去爭取大客戶，尤其是那些高檔星級酒店的采購經理。

　　盡管在新的市場必須要熬一段時間，但是令朱仕香滿足的是，他的鄰居也都是酒店用品的大品牌。他覺得自己終于離開了縣運動會的賽場，開始站在了全運會甚至奧運會的跑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