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元年

前海元年

“每平方公里將實現100億元的產出”——這樣單純的一個經濟目標，對于夢想成為曼哈頓的前海來說，顯然不再讓人激動。前海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深圳香港經濟的新引擎，還在于它是一個獨特的試驗：在中國境內創造一個法制特區，創造一個自由的、法治的、國際化的城市。僅僅15平方公里的前海，會成為深圳之后的另一個亞洲傳奇嗎？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馬麗

同以往兩個著名的春天一樣，深圳的這個春天將注定為人們所銘記。2月24日，《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草案)》正式提交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因為審議結果的毫無懸念，現在仍然是一片荒蕪的那個叫前海的地方即將擁有一部屬于自己的“法律”。

“這就是前海與所有開發區迥然不同之處，前海是先有為其量身定做的法規制度，然后才是設施建設�！薄肚昂�條例》起草小組的一位專家說，《前海條例》就相當于前海的“基本法”，在前海15平方公里范圍內，將不會實行內地通行的管治模式，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中，充分融合香港和深圳兩個市場、兩種制度的優勢元素。已經掛牌的前海管理局就并不屬于純行政機構，而是法定機構，它是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授權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公共管理機構。

對于以法定機構管理前海，深圳社會科學院法制研究所副所長李朝暉表示謹慎樂觀：“法定機構在新加坡、香港都有非常成功的實踐，用它管理現代服務行業這個沒問題，但是否要賦予它更多的社會管理職能，這個需要進一步研究。實際上，只要按照前海條例——嚴格執行決策機構人員財產公開制度，保證決策、執行的民主和透明度，一個繁榮、高效的前海將指日可待。”

位于珠江口東岸的前海比鄰香港，是深圳渺渺茫茫的城市天際線中最為醒目的部分。人工壘起的圓形水泥墩上，清晰的印有前海地區的衛星圖像。我們無從揣測設計者的真正用意，但是這個水泥圓墩作為前海的至高點儼然是這塊熱土的心臟，靜靜的彰顯著渴望變革的深圳涌動的創業激情�！斑@里是深圳的未來”——前海管理局的一位職員告訴《法人》記者，溫家寶總理去年8月20日視察前海，正是在這里描繪了前海的藍圖。

事實上，中央高層對前海的重視遠遠超出外界的想象。據《法人》記者了解，2010年8月20日，溫家寶總理到前海視察，在現場停留了半個多小時，當場表態支持前海開發建設，回到北京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批示就出來了；8月26日上午，胡錦濤總書記對前海總體發展規劃也作出批示；此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曾多次過問批示要求重視前海的開放建設；香港特首以及政務司司長也多次向國家重要領導人匯報，要求重視，深圳與香港成立了專責小組，啟動多項研究，在前海規劃編制過程中，香港提出了多項政策性建議。

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司長范恒山的表述可能最為接近中央高層的戰略思想。他表示，推進前海合作開發是中央基于全局考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具有特殊意義，擔負特殊使命，有著特殊要求。國家確定在非金融類產業項目的審批管理上，賦予前海管理機構相當于計劃單列市的管理權限；前海面積不大，但承載的使命和責任很重。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發區，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義的實驗區；前海所要進行的試驗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試驗，而是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試驗，它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縱深方向，關系到未來發展模式完善的取向，是著眼全局、立足長遠的戰略決策。

“從一個小漁村到一個繁榮的大都市，深圳只用了30年時間創造了一個奇跡，但下一個30年深圳靠什么？答案很可能在前海。”深港經濟專家郭國燦說。郭國燦既是知名學者，也是大名鼎鼎的深業集團下屬南方地產公司的副總，《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一書曾讓他在深港兩地贏得學界尊重。他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強調最多的就是香港對于深圳、對于中國的意義，前海實驗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很好地學習香港、借鑒香港。他盡管并不認同前海直接移植香港法律框架和社會管治經驗，但他堅信沒有香港就不會有深圳，更不會有今天的前海實驗。在他看來，深圳與香港建立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一個永遠雙贏的合作，有利于香港，也有利于深圳乃至中國。這一觀點與他著手研究的課題思路顯然一脈相承：“香港改變中國”。

郭國燦的“雙贏”觀點在香港也存在高度共識。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前海總體發展規劃公布的那一天，就顯出難得的興奮：“前�？傮w規劃對外公布，是深港兩地共同期盼的一件大事，前海作為深港合作發展現代服務業的一個載體，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俱備�！碧朴⒛暾J為，香港經濟要持續健康發展，服務業也需要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腹地，前海正是這樣一個合作平臺和突破口。

據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長王錦俠介紹，在香港舉辦《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說明會那一天，可謂盛況空前。只能容納300人的會議室，一下子來了500多人，香港所有業界代表、行業組織、知名人士都對前海的發展高度關注，會場氣氛十分熱烈，許多企業家和財界人士沒有座位，甚至站著聽完了兩個多小時的說明會。“支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是前海的使命之一。前海是香港拓展空間和產業溢出的新載體，這里的地緣優勢、人緣優勢、政策優勢、體制優勢，將推動形成亞太地區重要生產性服務業中心，成為我們國家現代服務業引領者、示范者�！蓖蹂\俠說。據王錦俠估計，在未來一二十年內，可能將有許多香港人在前海就業——到時前海會不會成為一個小香港？的確令人浮想聯翩。

“每平方公里將實現100億元的產出”——這樣一個經濟目標，對于夢想成為曼哈頓的前海來說，顯然不再讓人激動。前海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深圳香港經濟的新引擎，還在于它是一個獨特的試驗：在中國境內創造一個法制特區，創造一個自由的、法治的、國際化的城市。僅僅15平方公里的前海，會成為深圳之后的另一個亞洲傳奇嗎？

上篇：前海創制

辦公桌上放了一個橙子，前海管理局一位職員拿它做比喻：就像這個橙子，外表看起來很光鮮，但是里面其實已經出現了腐敗，如果不及時處理，這種腐敗會感染周圍。與腐敗絕緣，這是定位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前海要達成的目標之一，但遠非前海體制創新的全部，準確的說杜絕腐敗只是前海管理模式的一個自然結果。前海的利器是法定機構，這個對大陸來說還有些陌生的詞匯，早已在香港以及歐美發達國家成熟運作幾十年。

去政府化

毫無疑問，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征求意見稿)，不久將被視為前海的“基本法”，圍繞前海的所有創意和構想都將依托和庇護于此。

“估計6月底以前可以完成立法程序”，王錦俠早在心里算好了正式審議通過的時間，屆時前海管理局將成為國內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定機構。

王錦俠是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長，同時也是該局新聞發言人。他相信這個法定機構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筆。

扣除研究行政體制的少數專家，大部分中國民眾對法定機構并沒有概念。它是政府的一個機構嗎？如果是，它和一般的政府機關有何區別？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它為什么被選為前海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的突破口？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RCCL)研究員王書成說，“在經濟和政治的擺位中，第一位的始終是經濟�！钡�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體制上的束縛成為經濟的羈絆之時，政治的問題就變得尤為重要。研究表明，傳統工業經濟狀態積累下來的分頭管理、多重管制以及過度管制的政策框架對服務經濟發展有較大的抑制作用，定位于現代服務產業的前海合作區天然地存在突破現有體制限制的內生需求。

前海為其找到了一個突破口——法定機構，并認定這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前海開發區的密切參與方——香港就是法定機構運作成熟的地區。

按照官方的解釋，把前海設定為自主管理的特殊區域，統一行使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管理職能。按照小政府、大服務、國際化、低成本、高效率、公開透明的原則，實行企業化的運作模式，探索用企業精神改造政府。

“法定機構在歐美發達國家和港澳等地區非常發達，是非政府機構的主要構成部分，承擔著大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它是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授權的途徑和方式建立起來的公共管理機構�！鄙钲诖髮W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向《法人》記者介紹。

他總結了法定機構四個主要特點：首先，經過法律和行政的授權，與一般的企業法人、社會法人不同；其次，它是一個小規模、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機構；再次，它以服務于轄區的商業機構、社會機構及居民的社會生活為宗旨；最后，它是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中介性管理機構。

目前國內上海在醫療領域、北京在教育領域都出現了“法定機構”，但是它們并非真正的來自于法律授權，也并非像前海這樣服務的是一個綜合性社會。而與前海類似的國內開發區采取的也都是“黨委會”、“管委會”的形式，性質上屬于地方一級政府，需要配備“五套班子”，否則不符合法律規定。

“前海實際上是用無上級主管機關的機構來運行一個區域發展，這是新生事物�！蓖蹂\俠點出了法定機構的最核心所在，成熟運轉以后的法定機構原則上只需要向法律負責。

與腐敗絕緣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說：“前海政府架構應跟腐敗是絕緣的”。從全球來看，并不存在一個與腐敗絕緣的架構，但是確實存在一個將腐敗控制在最低限度內的架構。今天以廉潔聞名的香港政府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也是一片烏煙瘴氣，用深圳市政協委員林立方的話說。“香港當年的腐敗比深圳的今天有過之無不及�！�

林立方出生于香港，1979年隨從父親響應“回鄉建設”的號召，來深辦了第一個來料加工廠，此后林立方一直定居深圳。林立方對香港當年無孔不入的腐敗記憶猶新，“就連住醫院都必須要給護士和陪護工紅包”，但是70年代初麥理浩港都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他為香港帶來了一個重大制度——廉政公署。

在林立方眼里，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是化腐朽為神奇的神器，“一夜之間”使得香港的“法治”生效了，在消滅“潛規則”的同時，亦將香港推入了高效、自由、廉潔和法治的輝煌時代。港府的今天廉政公署功不可沒，但是香港的成功經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廉政公署制度是其最為矚目的一環，卻不是全部。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經濟工作委員會在《前海條例》起草情況說明中表示，“學習和借鑒國際成功經驗，不能東拼西湊，也不能只學習一個方面，前海是要把香港經驗作為國際成功經驗的具體化，全面學習和借鑒。”

在治理結果上，前海管理局設立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理事由政府代表、行業代表、有關專家擔任，理事總數不超過11人，其中香港籍理事不少于2人。這是高效和專業的保證。

前海合作區設立獨立的監督專員公署，負責監督前海管理局開發、建設、運營和管理活動。這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制度的移植。監督專員公署由監督專員1人和助理監督專員若干人組成，由市政府從深圳市或香港地區有威望的知名人士提名，市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命。監督專員公署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報告工作。這是廉潔的保證。

《前海條例草案》第21條明確規定，監督專員和助理監督專員享有獨立監督的權利，有權查閱前海管理局各種賬簿、記錄和文件，有權要求前海管理局工作人員說明有關情況，有權要求前海合作區內的企業和員工就有關事項作證。監督專員接受的投訴事項及調查結果應當公開，但涉及企業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除外。

前海管理局實行收入與利益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前海條例》第22條規定，前海管理局理事會理事、局長、副局長、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監督專員和助理監督專員應當公開其收入以及與其決策有關聯的利益情況。對整個內地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民眾呼喚多年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在前海試水。

腐敗的可怕之處在于貪腐市場經濟對健康機體的侵蝕，“十二五”期間被有識之士寄望最多的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前不久，在《中國企業家》雜志舉辦的對話欄目中，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教授李曙光說，在中國要警惕兩種傾向，首當其沖的就是權貴市場經濟或者叫貪腐市場經濟�！爸卫磉@個現在還沒有很好的藥品，沒有一種有效的手段，只是不斷地在傷口上纏紗布，但并沒有把瘡口中的膿給拍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前海合作區在探索的正是摒棄在傷口上纏紗布的治療方法，它想來個釜底抽薪，把瘡口中的膿給拍出來。

從革自己的命到革別人的命

2011年1月10日，籌備了近一年的前海管理局正式揭牌。王錦俠透露，本來揭牌儀式只想自己舉行，后來因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前海管理局的揭牌儀式上升為政府舉辦，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市長許勤、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玉浦，市政協主席白天悉數出席。

前海管理局從誕生那天起就聲名顯赫。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前海管理局暫安在深圳南山區科苑南路一座并不起眼大廈的8層。大廈的電梯間還是尚未裝修的裸露墻面，由于倉促搬入，前海管理局綜合規劃處辦公室的地面隨意的擺放著在報紙上晾曬的茶葉，出門右轉不遠就是局長鄭宏杰的辦公室，不時的有人進出。

這里充滿了草創的氣息。王錦俠的辦公室也是非常簡陋，一張辦公桌，一臺電腦，一個保險柜和一個只能容納兩人并坐的沙發。王錦俠笑著說，這比起蛇口當年好多了。整個前海管理局目前只有41名工作人員。

“我們有三種人才選聘方式，定向選聘、公開選聘、組織選聘，現在初期主要是組織選聘為主。剛開始，愿意來的人很少，這里的事業是很偉大，卻也有風險，成敗未知，我們現在的條件比較艱苦，都是拿臨時發放的工資，來這里的都是有夢想和決心的一群人。”一身儒雅謙遜之風的王錦俠，對夢想和激情這樣的評價從不謙虛。

作為新中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兩個事件，總有人拿前海與三十年前的蛇口比，二者同屬南山半島，使命的終極目標一致，都是要為體制機制創新和中國經濟發展探路，前海使命是新形勢下蛇口使命的延續。王錦俠還指出了領軍人物的相同，滿頭白發的鄭宏杰與當年的袁庚都是知天命之年受命，“這樣的人有經驗，顧慮少，包袱少�！�

蛇口時期的改革是開天辟地的事件，沒有經驗可循，所以叫“摸著石頭過河”，有的人就此認為前海引領的改革難度要小于當年。事實往往不像看起來的那么簡單，前海管理局從籌備到現在已經一年的時間，但是它的人事薪酬制度尚未定下來�！耙郧笆歉镒约旱拿�，只要自己解放思想就行了，而現在既要革自己的命，又要革別人的命�！蓖蹂\俠表示，當年是高度計劃經濟體制，部門權力不像現在這樣形成固定的模式、格局和作法，放權比那個時候難很多。以前上級首長一句話就搞定，現在部門有強大的體制慣性、利益慣性，從而形成強大的阻力。

前海的難題還在于，規矩多卻又不是其需要的規矩�！罢J為前海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那是不了解情況，在現代服務業方面，整個中國還沒找到合適的路徑，還沒想明白如何發展�！痹谕蹂\俠看來，服務業這篇大文章在中國只是點題，卻遠遠沒有破題，定位現代服務業的前海就是要探索破題之路，也要“摸著石頭過河”。

“前海所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發區，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義的試驗區，前海所要進行的試驗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試驗，而是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試驗�！�2010年12月20日，在香港舉辦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說明會上，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發展司司長范恒山的表述鏗鏘有力，讓一同前往的王錦俠熱血沸騰也百感交集，他清楚這番話的分量，前海任重道遠。

中篇：法制特區

“特區不特”是今天深圳面臨的最尷尬的一個話題。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深圳在經濟騰飛的道路上先行一步，只是回過頭發現，在法制建設方面，深圳與內地似乎并沒有太多的不同。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個高度的今天，稅收優惠、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吸引投資的老路已經行不通，經濟發展所倚重的是健全和不打折扣執行的法制環境。前海的另一個使命是要再造一個“法制特區”，以為全國示范

爭議：借鑒還是創新

《前海條例》的起草工作由深圳市人大牽頭并列入了2011年一類立法計劃。從立項到初稿的完成時間并不長，但是此前卻歷經了漫長而慎重的調研和研討。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譚國箱是起草小組組長，他深知這次起草工作難度之大、任務之重前所未有。

2010年8月21日上午，溫家寶總理親臨前海合作區現場實地查看，呈現在溫家寶面前的仍是一片荒涼的黃土地，在這片荒涼的黃土地上視察了半個小時的溫家寶，一再交代要把前海規劃好、建設好，為全國服務業的發展闖出一條新路。

把前海建好是國家、廣東省、深圳市以及對岸的香港等多方的共同心聲，但是如何建好？在深圳市人大舉行的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立法研討會上，不同觀點激烈交鋒。

香港方面希望未來在前海地區整體適用香港法律。為此，香港方面列舉了中東的迪拜、卡塔爾等國家或地區的案例�！暗习轂榻ㄔO國際旅游及金融中心，在該地區豁免使用回教法規，聘請英國前首席大法官為上訴大法官，整體移植普通法體制�！�

對此，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把香港的制度全部引進過來，前海在全國就沒有示范性，因為，這個經驗在前海和深圳或許可以做到，但全國卻不可能。時至今天，王振民還堅持自己的觀點：“前海合作區首先是‘一國兩制’下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個獨立的經濟體之間的一個合作區，其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試驗區。前海要摸索的是可以向全國推廣的法制特區�！�

當天的研討會上，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發言指出，目前前海一片空白，可以先參照香港體制。但是在日前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馬敬仁強調一點，“雖然我們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香港、新加坡的今天不一定是我們的未來，前海不會照搬他們的經驗，我們一定根據我們國家的國情，有條件的借鑒�！�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RCCL)研究員王書成也持這樣的觀點：“前海可以有效借鑒香港的經驗，但其重點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創新，因為前海的定位以及特殊的權力架構等特點已經截然區別于香港，乃至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

王書成指出，對于經濟創新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必須妥當處置。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并不存在一種無可挑剔的政治制度，美國、英國等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等地區的民主、法治等制度實踐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一味地強調西方的制度價值，很可能在政治試驗中又一次陷入西方優勢論，而達不到試驗的預期效果。

那么前海“法制特區”的“特”體現在哪里？

王振民給出了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答復：“首先是公平的社會環境，其次是嚴格的執法，再次是公正的司法。”

立法：源頭上清零

先立法，后建設。這是前海發展的路徑選擇，所以有了《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草案》，這是前�！胺ㄖ铺貐^”的源頭。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馬敬仁教授說，當年建特區的時候，我們突破了憲法和法律，改革開放三十年一直在樹立法律和制度的權威，現在就不能隨意踐踏和推翻了，這是我們這幾年精心建立起來的東西。深圳2006年專門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促進條例》，其主題思路就是以法治進行改革。

但是，前海是填海而來，一張白紙，它也希望這張白紙上從根基里透出來的就是清新的，不帶一點雜質的。前海要建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發區，而是具有改革探索意義的試驗區，是“特區中的特區”，為了這樣一個使命，《前海條例草案》做了一個大膽創新，清除現有特區法規在前海的適用，限制政府各部門在前海行使權力，為前海的體制機制創新消除制度障礙。

一方面是依法進行改革，一方面要推倒重來，這似乎是一個矛盾的命題。

王書成表示，從前�；�本法制定權的來源看，其依托于全國人大對于經濟特區立法的單獨授權。這種授權立法可以說是一個立法“試驗田”，對國家決策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授權立法所獨具的變通性以及優先適用效力，構成了制定前�；�本法的規范基礎。但是在落實全國人大授權立法以及構建前海基本法的過程中，必須以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為前提，雖然可以對法律等規范的內容作出變通且優先適用。

從規范的角度來說，前海基本法的制定主體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但是這并不代表其是一種隸屬于深圳地區的立法體系，否則將無法達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王書成認為，從戰略思路上來說，在深圳市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立法制定了前�；�本法之后，其他各個環節的立法調控應該遵循一種從前海到深圳這種自下至上的立法進路，而非自上而下的授權邏輯。這種進路類同于歐盟法中的輔助性原則，即只有在前海無法很好地自我完成共同體內的任務，深圳市乃至更高權威才可以輔助性地介入，進而協助前海的進一步發展。

審議中的《前海條例草案》構建了以人大制定的條例、政府的規章和前海的規則、規定、指引三個層次的規則體系�！耙苍S從實踐層面來看，前海整個立法體系起初也許并不完善，而毋寧是一種不斷發現、不斷推進的立法完善過程，進而最終形成具有特色且符合前海現代服務業需要的立法體系�！蓖鯐�成說。

執法和司法：兩大法系的碰撞

“中國的法制環境要得到改善，關鍵不在立法，而在執法和司法。”王振民認為前海法制特區示范成功的關鍵也在執法和司法上。

按照王錦俠的說法，在執法和司法體制上，前海會借鑒學習香港的社會治安和行政執法理念，建立統一的法治機構。將來的前海會應該有一個特別警署，享有治安、限制人身自由等特殊的權利。這個警署首先的一個不同將是取消名目繁多的警種，像香港那樣警種單一，不能交警和刑警分的一清二楚，在交警眼皮底下發生的刑事犯罪也不歸交警管，管了就算見義勇為；第二點不同是在警察的素質上，未來的前海將會是一個國際化社區，警察應該是至少通曉一門外語的高素質人才。

王錦俠的說法在《前海條例草案》中可以找到依據。條例第59條規定：“前海合作區可以借鑒香港的社會治安和行政執法理念，建立相應的法治機構，統一負責區域內社會治安和有關行政執法工作，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保障居民人身財產安全。”

《法人》記者注意到《前海條例草案》關于執法的規定只有第59條一條，而且其在借鑒香港執法理念方面的用詞也是“可以”，這體現了《前海條例草案》的立法思路。從功能上看，條例的主要作用是明確定位、創造空間、提供保障，第二個功能所謂的創造空間，就是指條例不僅本身要對前海的開發、建設、運營、治理結構作出創新性的規定，而且要為前海將來的體制機制創新創造足夠的空間。

王書成指出，關于司法權，同樣需要結合前�，F代服務業的內生性需求，結合深港兩地的司法體系來綜合為前海的法治環境服務。當然，其中也會涉及到大陸法與普通法的融合等挑戰性課題。

《前海條例草案》關于司法制度的規定有三條，一是前海合作區可以設立專門的商事法庭、審理有關商事糾紛的案件；二是香港仲裁機構可以在前海合作區建立分支機構，開展商事仲裁服務；三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年滿二十三周歲的中國公民可以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前海涉港商事案件的審理。

關于第一點，王錦俠解釋最初的想法是設立專門的民商事法庭，但是因為擔心民事方面涉及一些人身權利，阻礙會大，《前海條例草案》最終版本還是將創新只放在商事法庭上。關于第三點吸收香港居民作為陪審員，目的是要提高司法審判的透明和公正性。這一做法目前體制下還是不允許的，國內個別地區曾經出現過個例，由臺灣人做陪審員，但不是自覺的行為，因為不了解當事人的真實情況。

而前海是自覺的選擇，“將來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能建設相對獨立的法院組織，審判人員可以自由選擇適用的法律，雖然大家都沒說，但我認為實際上十年會形成。”王錦俠表示，雖然這個探索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大方向肯定是這樣，只有前海形成獨特的法律體系，才談得上為整個國家探索新的制度體系提供經驗，也正因為在前海不到15平方公里這么小的區域內探索，才能夠沒有后顧之憂。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一個區域內可以自由選擇，這在世界上可能是一種進步，自由選擇的結果是兩大法系出現融合，這必將會深刻的影響司法的進程。這一塊的意義是很大的，只是不知道這個道路會有多長�！蓖蹂\俠說。

下篇：前海暢想

“前海將是政治家政治智慧的施展之地，規劃師大顯身手的創新之區，建筑師展現才能的一張白紙，是各種各樣創新者的嘗試之地。”在前海管理局這間簡陋的辦公室里，王錦俠已經記不起是多少次向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描述前海，每次都充滿激情，這座未來水城的藍圖就在他的腦子里。

中國“曼哈頓”

前海最終的夢想是成為中國的“曼哈頓”，成為與紐約、倫敦、東京三大全球城市并駕齊驅的“世界級都會區”。

這塊只有14.92平方公里的土地，將重點發展6大產業，即金融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業，輻射珠三角5000萬人口的市場，乃至拓展到超過4億人口的泛珠三角地區。

按照計劃，未來前海的GDP產值將是驚人的：到2020年，這里GDP產值將達到1500億元，也就是說，前海每平方公里的產出將達到100億元，這相當于目前深圳每平方公里產量的25倍，比香港現在的產出量高出兩倍多。

王錦俠說，實現這一目標不是空想，而是經過科學測算和不懈努力可以實現的發展目標。在前海規劃建設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具有區位、政策、產業、法律環境和體制機制創新等多個方面的優勢條件。

“前�？赡苄纬尚碌膮^域發展的標準，達到新的區域發展的水平，形成新的區域發展模式�！蓖蹂\俠把前海可能帶來的改變用新“四沿”來概括，傳統改革開放格局是“沿海、沿邊、沿江、沿線”，這是過去30年的舊“四沿”，前海會給中國帶來新的“四沿”：沿境、沿區、沿業、沿制。

沿境就是沿著邊境地區，深港快速通道就是新的邊境，規劃中的深港機場鐵路連接線將經過前海地區，未來可在10分鐘內抵達深圳機場和香港機場，半小時內抵達香港中環。

沿區就是珠三角經濟區，在前海注冊的香港企業，可以在珠三角范圍提供服務，珠三角地區完全向香港開放。

沿業是基于CEPA項(《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下開放服務業，過去在CEPA下“大門打開了，很多小門沒開”，辦個診所還是要到省里，省里還是要到衛生部，沒有半年辦不下來，將來在前海這一塊將會大大提高辦事效率。

沿制就是制度的開放，把當代不同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都拿來為我所用。

面向21世紀的水城

2010年前海合作區完成了空間規劃的概念設計，來自美國的七號方案“前海水城”獲得第一名，該方案為前海地區構想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二十一世紀新城，這個新城密集緊湊，豐富多樣，遵循可持續的原則，并環抱著這個城市最重要的資源之一——水。

前海從一開始的定位就是打造世界一流城市，其社會建設的的總體目標是為前海創造和提供一個與國際先進城市條件類似、環境相仿、觀念相通、文化相融的人才發展平臺，吸引高端人才在前海落戶并安居樂業，打造國際化的現代服務業人才聚集地。

從建筑來講，前海是與國際高度接軌的地方，地下、地表、地上資源將會統籌科學合理利用，地下四層會有合理的空間安排，地上一二層是公共活動空間，所有樓宇之間將會像香港一樣有機連接，風雨無阻；

從社會環境講，除官方語言中文外，英語、法語等外語也都是通用語言，為之服務的前海管理局以及各類行業中介組織也都可以國際化的語言為前海居民服務，在這個國際化社會里，外國人不會感到陌生；

從治理結構看，前海將實現政府、社會、市場三方互動的機制，形成高度自由、高度民主、高度授權、高度靈活的服務管理模式，保證區域有效聚集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構建現代服務業全新體系。

“在此說句實話：如果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前海是可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實驗�！瘪R克思指出“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個自由王國，職業是一種興趣和愛好，而不是謀生的手段，個人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被抬高到無與倫比的匹配程度。

眼前的前海還是一片荒蕪，沒有一點人煙，但是王錦俠仿佛看得見這座水城的未來，他勾勒的前海輪廓鮮活具體，讓人神往，前海必然是帶有國際色彩、多元化、全方位、可以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

2010年是前海的啟動之年，2011年將是前海實質性推進開發建設的第一年。“我不能告訴你前海上樹立第一座建筑物的時間，但我可以告訴你到2020年，前海將初具雛形�！边@是王錦俠的話。

前�！盎�本法”：如何先行先試？

前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國家轉型進程中的又一塊試金石。在這里，通過與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深度合作，透明政府、公民參與、現代服務、財務公開等諸多閃耀理念及治理經驗將得以踐行。

文 王書成

“前海”一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因為它給中國又一次帶來了希望和活力，就如同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對中國經濟以及中國所期望的那樣。當然這次有所不同的是，國家在前海進行戰略性“先行先試”，目標范圍更為廣泛，包括創新現代服務業、創新機制體制、甚至創新司法運作機制等諸多方面。前海所定位的 “特區中的特區”，很可能在未來引領中國社會的改革方向。

可以說，前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國家轉型進程中的又一塊試金石。在這里，通過與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深度合作，透明政府、公民參與、現代服務、財務公開等諸多閃耀理念及治理經驗將得以踐行。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經驗已經告訴人們，中國經濟騰飛的歷史奇跡暗示了一種正為中外學者所關注的“中國模式”。然而，面對前海，如何又在似乎隱藏于背后的“中國模式”中，試驗一種更能推動中國轉型發展進程的“前海模式”，這無疑是一種歷史性契機，也更是一種挑戰。從公法的角度來說，前海的試驗離不開作為法治基礎的前海“基本法”，即《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先行之前，對于該基本法必須思路清晰、定位準確，方可運籌帷幄。

前海基本法：現代服務業與權力配置

在現代法治社會，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構建都離不開引領該社會的基本法，如國家層面的憲法、特殊地區層面的基本法等等。對于地區或某個特定區域的發展而言，勾畫出符合社會共同體內生發展需要的基本法，對于其穩定發展以及自主創新都至關重要。然而對于前海而言，在戰略意義上區別于香港等特區以及國家，其是在國家主權內部以及地區管轄的引導下，充分賦予該特殊區域自主性、試驗性、創新性，從而探索出一種更優化的發展模式。

從國家對前海的戰略定位來看，其是要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利用前海粵港合作平臺，推進與香港的緊密合作和融合發展，逐步把前海建設成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范區，故而，“現代服務業”無疑是貫穿前�；�本法的關鍵詞，這也將使得前海基本法的架構截然區別于一般概念上的基本法，如香港特區基本法、澳門特區基本法，等等。正是因為前�；�本法在地域、戰略、定位等方面的獨特性，且目前也沒有一個既定模式可循，而使得勾畫前�；�本法成了發展前海的開局棋盤。一方面，前�；�本法的架構不可能在整體上采取一般基本法(或憲法)的二元架構，即包括權力配置和權利保護部分，而毋寧要在整體上采取一種包括權力配置與“現代服務業”這一特殊經濟部分的二元架構。按照遵循權利是目的，而權力是手段的現代邏輯，對于前�；�本法而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當為目的，而權力的配置則為手段。權力的特殊配置模式某種程度上都是為了極大地創新“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需要，進而甚至最終達到社會所期望的把前海建成亞洲“曼哈頓”，乃至又一個世界性的“曼哈頓”。

因此，前海作為“特區中的特區”，離不開一部規范的基本法。這部基本法注定將具有獨特的結構和內容，而在整體思路上以現代服務業的創新發展為目標，并配以高效的現代權力運作機制。

落實全國人大授權的經濟特區立法：全國人大授權與前海內生性需要相融

從前海基本法制定權的來源看，其依托于全國人大對于經濟特區立法的單獨授權。2000年的《立法法》第65條規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蓖瑫r，第81條第2款規定“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边@種授權立法可以說是一個立法“試驗田”，對國家決策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授權立法所獨具的變通性以及優先適用效力，構成了制定前�；�本法的規范基礎。但是在落實全國人大授權立法以及構建前�；�本法的過程中，必須以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為前提，雖然可以對法律等規范的內容作出變通且優先適用。

從規范的角度來說，前�；�本法的制定主體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但是這并不代表其是一種隸屬于深圳地區的立法體系，否則將無法達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從戰略思路上來說，在深圳市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立法制定了前�；�本法之后，其他各個環節的立法調控應該遵循一種從前海到深圳這種自下至上的立法進路，而非自上而下的授權邏輯。這種進路類同于歐盟法中的輔助性原則，即只有在前海無法很好地自我完成共同體內的任務，深圳市乃至更高權威才可以輔助性地介入，進而協助前海的進一步發展。從實踐層面來看，前海整個立法體系起初也許并不完善，而毋寧是一種不斷發現、不斷推進的立法完善過程，進而最終形成具有特色且符合前�，F代服務業需要的立法體系。

《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征求意見稿)規定，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的法規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頒布的行政規章，不適用于前海合作區，但明文規定適用于前海合作區的除外。這一條在很大程度上便體現了要構建以前海基本法為基礎，并符合前海內生性需要的立法體系，而非簡單地將既有的法律或者法規進行移植或者摘抄，否則無疑會扼殺前海的創新性可能。

如何搭建前�；�本法中的權力架構

任何特區模式都避不開創新性的權力架構。通過前海以全國人大授權立法為基礎以及深圳市人大及常委享有前�；�本法制定權可見，前�，F代服務業的打造在一定程度上要保證一種靈活性以及高效性，從而凸現前海的多維優勢。從權力的特性來說，行政權是經濟推動和發展的主動力，具有相應的靈活性特點，而立法權與司法權對于經濟發展而言所具有的靈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謂行政權的“左膀右臂”而已。從目前前海管理局的成立來看，這一權力機制將是前海各方面運轉的中樞，而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在細節層面設計出高效、廉潔、公正的前海管理模式，包括人員配備組成、機構的組成、職能的劃分，等等。這也是一個有待于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的過程。

從權力配置的角度來說，為了保證現代服務業的模式創新以及高端發展，傳統三權分立或者議會主權等模式下立法權的功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很難施行于前海，而毋寧須采行在前�；�本法之下兼具穩定性和一定靈活性的行政立法方式，并配以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輔助性職能來全面構建獨特的前海立法權體系。對于司法權，同樣需要結合前�，F代服務業的 內生性需求，如設立獨特的商事法庭或仲裁機構，同時也要結合深港兩地的司法體系來綜合為前海的法治環境服務。當然，其中也會涉及到大陸法與普通法的融合等挑戰性課題。

可見，不論是前海特區中的行政權，還是立法權及司法權運作，也許都前所未有。

前�；�本法：借鑒還是創新？

很多學者認為，前海深港合作區的開發建設應該充分借鑒吸納香港的經驗。但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說，雖然前�？梢杂行Ы梃b香港的經驗，比如高薪、廉潔、政務公開，等等，但其重點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創新，因為前海的定位以及特殊的權力架構等特點已經截然區別于香港，乃至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就香港的經驗來看，其也存在優劣之別，比如在法治環境下某些環節存在著效率低下、司法成本高昂等弊端。因此，前海模式的試驗更應在借鑒的基礎上以創新為重點，方能展現活力和生機。創新的關鍵在于：一方面要吸納目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占據高點，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勇于探索創新性機制，如獨具特色的司法運作、行政規制、公民參與、區域合作等等。

經濟與政治：如何先行？

前海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們對政治改革也寄予了試驗的厚望，但是對于經濟創新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必須妥當處置。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并不存在一種無可挑剔的政治制度。美國、英國等國家以及香港、臺灣等地區的民主、法治等制度實踐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中國制度本身也正處于一種不斷轉型的過程之中。

各國政治制度孰優孰劣，難以定論。但是，對于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擺位，筆者認為，應該首先著力以經濟發展為主線，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當為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解放生產力為己任。

中國經濟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啟示世界，“中國模式”自身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制度優勢。因此，如果一味地強調西方的制度價值，很可能在政治試驗中又一次陷入西方優勢論，而達不到試驗的預期效果，從而阻礙前海實現現代化服務業以及機制體制創新等諸多宏偉目標。當然，與前�，F代服務業發展相匹配的機制體制，必將區別于現有的模式而具有一定改革性與突破性，只是不能混淆主次！也許這種循著發展現代服務業所摸索出的創新性機制體制才是政治改革試驗的成功之處。

(作者系中美富布賴特(Fulbright)學者項目聯合培養法學博士，分別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法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后�，F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RCCL)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憲法與行政法、比較法、香港基本法等。)

前海模式是怎樣煉成的

前海合作區為何定位現代服務產業？為何選擇法定機構作為治理模式？前海的開發建設又面臨哪些發展玄機？

文 本刊記者 馬麗

從改革開放格局看，第一個十年我們布了一些點，五個特區發展起來；第二個十年，由點到點擴張，沿海城市發展起來；第三個十年由點連成面，區域發展起來。但這三十年中國仍然沒有解決的是政府管理、社會管理、公民社會的問題。這正是前�，F代服務業深港合作區謀求體制創新的時代背景。

在此背景下，曾經參與《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起草工作的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敬仁接受《法人》雜志專訪，為我們剖析前海合作區為何定位現代服務產業？為何選擇法定機構作為治理模式？又面臨哪些發展玄機？

為什么是現代服務業？

在產業開放上先行先試，促進以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是前海開發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我們選擇現代服務業有很多理由”，馬敬仁指出，首先現代服務業在美國被稱為戰略產業，是發達市場經濟的主體，必須要做大做強；其次，深港在戰略產業上可以形成互補，而且互補性非常突出，香港在現代服務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有許多成功的經驗，而深圳先進制作業基礎雄厚，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旺盛。

“現代服務業是發達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桂冠上的一顆明珠，不但具有象征性、戰略性，而且還有創制功能，”馬敬仁表示：“我們很多經濟制度、金融制度還有一些服務制度，都是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有關，我們國家如果考慮深圳在全國的示范效應，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探索一個新方向、新規則，必然要考慮這樣的因素，所以我們要選擇現代服務業作為前海的業態。”

前海治理模式的選擇與前海把現代服務業作為主業不無關系，任何一個區域經濟體都必須根據自身的業態選擇對應的治理模式。馬敬仁指出，前海首先是一個載體，沒有設施、沒有居民，沒有產業，所以也沒有限制，但是作為一個載體是有選擇空間的，國際上現代服務業發達社區的發展可以給我們一些靈感，比如紐約曼哈頓，所以我們才會有打造“中國曼哈頓”的說法。

為什么是法定機構？

前海合作區開發的路徑是先立法，后建設，這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之后，前海與蛇口不同的地方，所以前海開發建設的首個動作是制定一部基本法，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

作為條例草案的參與討論者，馬敬仁表示，在設計前海治理框架的時候，他們就感覺到法定機構的模式很合適�！拔覀冞^去很多事情都是由政府建設，政府運營和監管，什么都是政府說了算，沒有一個外部的監督者，運營壞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運營好了成績被無限放大。我們要通過立法授權建立一個全新的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管理機構，這個機構在我們學術上來說就是法定機構。”

馬敬仁還指出了一個問題，目前在全國各地都有很多開發區，卻有些不倫不類，不算普通的政府機構，但是權力比政府機構還要大，離“小政府、大服務、低成本、高效率”的現代政府目標越來越遠，從這個角度說，也有必要設立法定機構。

“從運行規則來看，過去什么事情都是政治推動，我們的市場經濟有政府制造的痕跡，我們現在是被制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馬敬仁表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弭被制造的痕跡，即使是嫁接的果樹，嫁接后也要讓它自己生長，形成自己的規則�！�

前海探索法定機構治理模式，是圍繞市場經濟積極主動的探索，馬敬仁認為此舉非常有意義。

前海玄機

“現在前海是一片空地，一般來說在一片空地上只能制造出物質存在，在精神、文化、治理模式這方面能不能制造品牌，確實面臨一個玄機�！瘪R敬仁說。

第一個玄機是深港之間的價值鴻溝如何填平。表面上看香港在硬件上不如深圳，但是在價值方面，兩者之間有一個價值鴻溝，深圳在中低端，香港在高端，反映在市民素質、人的觀念、行為模式等方面。馬敬仁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應大膽借鑒香港的新思想、新理念，在文化層面與港方深入合作和交流。

第二個玄機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怎么把握。過去三十年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而前海的重頭戲是管理體制改革，涉及到政府管理還有法律制度，以司法制度為例，前海內注冊企業在選擇民商事方面有多大的權利？這是一個問題。馬敬仁的觀點是，雖然不能說在一個國家的轄區內有兩套司法制度，但是在有些方面比如民商事可以給企業自由選擇空間。

第三個玄機在社會治理上對老百姓管多還是少。管多了老百姓覺得受壓迫，管少了社會就亂了，兩方面都有問題�！拔覀冞^去在自治和集權之間一直面臨很大的困惑，‘自治多一點就亂，集權多一點就死’。”馬敬仁的一大體會是讓老百姓多享受，最核心的還是在基層，基層的分寸很關鍵，前海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基地。

顧敏康：

前海模式需在探索中完善

前海特區制度的好壞，涉及到以后整個粵、港、澳合作區域如何整合的問題，制度設計方面應允許一定的靈活性，要給其很大的權限，否則將束縛前海特區的創新

文 本刊記者 呂斌 特約記者 溫貴和

顧敏康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華東政法大學“東方學者”、香港世貿組織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商法、國際經濟法、刑事司法等。代表著作有《理解中國公司法》、《WTO反傾銷法-蘊于實踐的理論》等。代表文章有《引入判例法，促進司法改革》、《<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的啟迪》、《《法律與全球化一實踐背后的理論》等。

自去年8月國務院批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以來，這塊完全依靠填海造出，面積僅為15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就吸引了外界廣泛的關注。

瀕于香港的前海，在經濟及制度模式上將是融合港深兩地之集大成者。前海位于特區深圳，卻將實行比深圳更為開放、更為靈活的經濟、法律政策，因此也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

那么，前海特區將給深圳乃至全國帶來哪些示范作用？其對加強港深兩地的融合與合作將有哪些啟發？制度設計上應該遵循哪些原則？針對相關問題，《法人》記者赴香港專訪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教授。

前海模式一定會成功

盡管前海模式尚未出臺完善雛形，但在前海規劃獲批之前，其根本設計就已定調。鑒于地緣優勢等因素，前海特區或多或少將借鑒香港的經濟及管理制度。而前海又將超脫港深兩地的現有模式，成為融合兩地優勢的新型地區。在顧敏康教授看來，前海模式絕對將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從目前來講沒有失敗的可能。”顧敏康告訴《法人》記者，深圳特區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而前海作為特區中的特區，無論從立法還是發展環境來說，都將是很靈活的。

目前，粵港合作是大勢所趨，將該地區建成“世界級新經濟區域”的目標將進一步提升前海特區的重要性，也將給前海特區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粵港澳合作的平臺是非常多的，前海的平臺更為特殊，已經被標題化了，前海特區可以看做深港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區，也可以是發展粵港澳合作區下面的一個試點，或者是深港先行的一個實驗區�！鳖櫭艨到淌谡J為，前海特區面臨的最大問題，將是涉及到港深兩地的行政權力，香港在此方面不存在問題，基本法將賦予其簽署合作協議的權力，而深圳則需要相關授權。

在國務院批復前海規劃之后，此問題也迎刃而解，但深圳本地還需要拿出更為細化的法律規范。

顧敏康認為，目前的前海規劃僅僅停留在中央政府的授權階段，還需要深圳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出臺具體的法律措施，從制度上加以保障，因為按照前海特區的規劃，深圳目前施行的法律將不適用于前海特區。

“這個模式可以參考香港地區的基本法。”顧敏康教授表示，一旦前海地區的“基本法”出臺，完全可以依照其中規定獨立施行，該模式已有港澳地區的成熟經驗，執行起來并無問題。

制度問題解決之后，接下來就是經濟和貿易方面的問題，顧敏康教授認為，前海特區的建立不能繞開CEPA問題(《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具有自由貿易協議性質，是“一國兩制”原則下關于貿易地位的具體實踐，簡稱“CEPA”)。

港澳地區與大陸一樣，均為WTO成員，而前海特區在經濟地位方面如何界定，對于外資進入、外商服務貿易如何對待等問題是否應按照CEPA的規則來操作，是值得考慮的，其戰略目標一定要明確。

創造有特色的制度

“有人簡單地把前海定義為深圳的土地、香港的管理機構，這是錯誤的�！鳖櫭艨到淌谡J為，前海特區制度的好壞，涉及到以后粵、港、澳的合作區，乃至整個區域如何整合的問題，制度設計方面應允許一定的靈活性，要給其很大的權限，否則將束縛前海特區的創新。

“有人問框架怎么搭，哪種模式為主？我覺得應該沒有模式，以創新為主，怎么樣做最高效就怎么做�！鳖櫭艨嫡J為，前海模式綜合了內地、香港和其他國家、地區最好的經驗，但是又符合它本身、本地區的運作。

“什么好的都可以拿來用，只要符合這里高效率運作的要求，這才叫前海模式。”顧敏康認為，前海模式的建立，并不是簡單的說前海應該借鑒國外哪一種模式來進行管理，中國模式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沒有模式，摸到哪一塊覺得好的，就可以踏上去。

前海地區本身有很多個性化的優勢，從區位角度來說，前海是整個珠三角的一個福地，是交通樞紐的中心，加上現在跟香港緊密結合，地理毗鄰的這種優勢，深圳特區立法權的優勢，這些優勢其他地方都是不具備的，以這些優勢、特色為基礎，創造一種新的模式，才是真正的前海模式。

“其實前海模式就是可以設置一套最適合不同經濟體制間緊密無間地合作、高效運行的模式。”顧敏康教授認為，這套模式既要有高度，也要有遠見，又不能過于強調借鑒國外的經驗，前海模式就是要創造出一些我們有特色的制度，這個制度是符合三地，未來是四地的情況，可以推廣使用的經驗。

“除此以外，一旦制度確定了，執行過程中的透明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鳖櫭艨当硎�。

服務深港

深圳，是內地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而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亞洲乃至全球重要的貿易重地，只有依托粵港合作的大局，前海特區才能獲得長足發展，而反哺粵港，也成為前海特區的經濟使命之一。

“目前，一些具體的問題還沒有放到議程上討論，而這些問題將來是避免不了。比如外國的服務業不來，所謂國際化程度就大大地打了折扣。而外國的服務業進來，是同等待遇還是差別待遇？”顧敏康教授告訴《法人》記者，前海特區成立后，吸引外資將成為其重要目的之一，而外資進入以后有關政治、經濟、法律等一系列問題均需重新完善。無論前海定位為自由貿易區還是高尖端服務的創新區，外資進來之后該如何對待，服務業如何向外擴散，都將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以設立律師事務所為例，如果律師事務所在前海設立，能否面向深圳及香港兩地服務？按照目前的大陸法規，外資律師事務所在內地執業受到一定限制，而前海特區的此類企業，在執業范圍、開放程度等方面顯然需要更為靈活的設定。

“現在前海出現的情況是土地是深圳的，但要在很大程度上借鑒香港的管理模式，那么就要出現一個誰主導的問題，是以香港為主導，還是以內地為主導，還是一半一半？”顧敏康表示，如果是內地主導，那么香港的模式該如何順暢的執行就是個問題，他本人并不贊同香港的制度都是好的，但是香港有更為完善的公務員制度，還有廉政機構的監督。而制度的操作最主要就是人的因素，所以管理機構中人員配備的比例應該更為科學、嚴謹�！�

司法層面的很多問題也是探討的重點，前海特區設立后，很多客戶都將是前海以外的，比如香港地區，那么司法以及執行層面該如何展開，其中涉及到屬地主義、管轄范圍等多個問題。

目前，前海規劃中計劃引入香港仲裁機構的分支機構，其在前海的運作將遵循獨立、客觀的原則，前海特區內的相關經濟、貿易糾紛，當事人既可選擇香港仲裁機構的爭端解決機制，也可以選擇提出法律訴訟。而隨著前海特區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前海特區中的此類“特色”還將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