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資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題

    ●溫州民間資本這些年以“鯰魚”的形象，攪動了整個市場，成為中國民間資本的代表，它的一舉一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標識意義。如果僅僅從抑制民間資本無序流動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并沒有理解這一金融創(chuàng)新政策出臺的真正意義。

●為民間資本“泄洪”的背后，其實做的是經濟轉型升級這樣一個大課題。在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上，溫州一直是一個先行者。通過金融改革，如果能夠把豐沛的民間資本引導好的話，那對于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本的轉型發(fā)展都將產生示范意義。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史晉川(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支玲琳：規(guī)模龐大的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向，一直牽動著各方關注。近日，隨著《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的頒布，溫州民資又將首嘗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這些年來，以溫州為代表的國內民間資本，似乎總也擺不掉“炒作”“投機”等負面形象。如今境外“資本自由行”的開放，究竟能帶來怎樣的改變呢？

史晉川：這其實在意料之中。我現在受托正在做的一個課題，就是關于溫州區(qū)域性金融創(chuàng)新。除了溫州個人境外投資的試點之外，今后可能還有一系列的舉措將陸續(xù)推出，諸如溫州地方金融機構的改革和發(fā)展，溫州直接融資市場的建立健全(設立風投、產業(yè)基金)，溫州在利率市場化方面的率先改革，等等。目前所推出的“資本自由行”，只是先行先試的一個舉措而已。

溫州民間資本這些年以“鯰魚”的形象，攪動了整個市場，成為中國民間資本的代表，它的一舉一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標識意義。因此，這次放開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會引發(fā)外界諸多關注和揣測，也在情理之中。但要知道，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我國金融改革的實驗區(qū)，也是中國民營經濟的橋頭重鎮(zhèn)，如果僅僅從抑制民間資本的無序流動、怎么讓民間資本“不干壞事”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并沒有理解這一金融創(chuàng)新政策出臺的真正意義。

支玲琳：那么政策的真正意圖是什么？

史晉川：要解讀中國的民營經濟、民間資本，溫州是一個非常好的樣本。通過梳理溫州的經濟發(fā)展、資本形態(tài)的變化，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中國民間經濟發(fā)展的三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商業(yè)流通領域來形成資本原始積累。比如著名的橋頭紐扣市場、“雞毛換糖”、義烏小商品市場，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非常領先，也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階段，通過商業(yè)流通領域完成原始積累后，將資本投入制造業(yè)：原本是賣紐扣的，現在去制造紐扣；原本是賣打火機的，現在去制造打火機，民間辦廠如春潮涌動。這種從商業(yè)資本向產業(yè)資本的轉變，成功實現了資本轉換，也促進了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正是第三階段。傳統(tǒng)的制造業(yè)領域本身需要轉型升級：要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國家新興戰(zhàn)略產業(yè)發(fā)展，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現代服務業(yè)轉變，從傳統(tǒng)制造業(yè)向先進制造業(yè)提升。這種轉型升級，僅僅靠大量分散的中小產業(yè)資本單打獨斗很難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就棄實業(yè)而去，轉向了市場投機。一來，擾亂了市場秩序；二來，也令實體經濟失血。據我們估計，溫州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的投機性資本，大概有6000億-8000億元。這個時候，非常需要有新的融資平臺、融資方式，將這些小的資本積聚成規(guī)模金融資本，再反饋回產業(yè)領域促進產業(yè)轉型升級。所以，無論是現在允許個人直接投資海外實業(yè)，還是接下來要推出一系列金融創(chuàng)新舉措，要做的其實都是這樣一件事：要讓民間資本重歸實業(yè)、回饋產業(yè)。

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要求。要實現產業(yè)升級轉型，僅僅靠自己的企業(yè)家、現有的資源，實在力有未逮。但通過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們的民間資本和國外的產業(yè)資本結合起來，使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產業(yè)升級途徑，能夠為我所用、所借鑒，使得以溫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在新的開放格局中，形成產業(yè)的轉型升級。我認為，為民間資本“泄洪”的背后，其實做的是經濟轉型升級這樣一個大課題。

支玲琳：盡管每人每年2億美元的投資“上限”可謂尺度頗寬，但《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有非常明確的限制，即只準投資實業(yè)，不準炒股炒樓，從中可見政策之苦心。但問題是，經濟人講的是實際，最終影響資本流向的是投資回報率。有句話說，“投資如虎、地產似豬、主營像牛”。已經被炒房、炒煤“寵壞”胃口的民間游資，如何才能吸引它們重回“慢牛”的實業(yè)領域呢？

史晉川：對于那部分民間游資來說，盡管過去獲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規(guī)范、宏觀調控力度的日益加大，風險正在不斷累積。比如溫州“炒煤團”，經歷了山西當地煤炭企業(yè)重組的風暴后，損失不小。按照單礦不低于90萬噸、集團不低于300萬噸的產能標準，幾乎沒有一家溫州資本投資的煤礦達到這個規(guī)模，所以溫州民資將近500億-600億元在山西的煤炭行業(yè)的投資，結果卻成為被整頓、被整合、被兼并的對象。而在兼并過程中，在采礦權補償、其他一些投資補償方面也有一些分歧和意見。再如“炒房團”。過去溫州資本在全國一二線城市分布非常廣，但隨著房產調控的風聲日緊，房地投資的風險正在累加。尤其是如果想獲得暴利，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再看海外投機，溫州“炒房團”在迪拜樓市被套30多億元，付出的學費不能說不慘重。可見，無論是資源性的煤炭行業(yè)，還是金融地產行業(yè)，以溫州資本為代表的民間游資所面臨的限制和投機風險正越來越大。這一切都表明，民間資本轉型發(fā)展已經迫在眉睫。

當然，對于這部分投機性較強的資本來說，單單靠允許海外直接投資，不可能完全扭轉其中大部分資本的流向。而且，如果只是單純的資本流出、單打獨斗，其實也不會產生太多的實際價值。只有把“走出去”和國內的金融改革，新的融資方式、融資平臺搭建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政策的合力，把目前熱衷于做短期投機的資本集聚到新的融資平臺上，再反饋到產業(yè)上來。

要破題目前中國民間資本東奔西突、投機性強的問題，其實關鍵也就在這里。在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上，溫州一直是一個先行者。通過金融改革，如果能夠把豐沛的民間資本引導好的話，那對于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本的轉型發(fā)展都將產生示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