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外貿發展重在協調 促貿易自由化市場多元化

    在全球經濟發展進入低速期,產業結構面臨新一輪調整背景下,“十二五”外貿發展更加強調協調和可持續

　　“十二五”時期我國外貿轉變發展方式迫在眉睫。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通過權威渠道了解到,外貿“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已經確立,即必須因應國際經濟貿易格局變化,努力解決影響外貿發展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著重加快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提高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能力,促進對外貿易更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五大協調

　　有關權威人士告訴本刊,“十一五”期間,對外貿易雖然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產業升級、技術進步、社會和諧和地區均衡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利于進出口大體平衡增長的機制還沒有形成,出口企業研發、設計、營銷能力還不強,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出口產品所占比重還比較小,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外貿發展與資源能源供給和環境承載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針對上述問題,這位人士表示,“十二五”期間的外貿發展將重點貫徹五大協調原則:

　　首先,更加注重出口與進口協調發展。在保持出口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有重點地擴大國內不具有優勢的生產資料和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消費品進口,實現進出口大體平衡增長。

　　其次,更加注重外貿與外資、外經協調發展。通過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發展對外投資,擴大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帶動出口,促進外貿質量與效益的提升;積極參與WTO框架下的“促貿援助”計劃,將援外與國別貿易政策結合起來,與受援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系。

　　第三,更加注重外貿與內貿協調發展。在積極拓展外需市場的同時,努力擴大內需市場,形成內外需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鼓勵進出口企業由只關注國外市場轉變為兼顧國外國內兩個市場,努力擴大產品的國內銷路,實現內外貿相互促進,同步增長。

　　第四,更加注重多種經營主體協調發展。進一步統一有關政策,促進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股份制企業和民營企業保持和發揚各自優勢,開展良性、有序競爭,形成內資、外資,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對外貿易共同發展的格局。

　　再有,更加注重東部與中西部協調發展。鞏固提升東部沿海地區外貿發展主體地位,推動中西部地區積極承接沿海地區出口產業的梯度轉移,發展對運輸不敏感的外向型產業。邊境地區應進一步實施邊境開放戰略,不斷提升邊境貿易發展水平。

　　重“量”更重“質”

　　“'十二五’期間的外貿發展,首先仍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對本刊記者表示,不論是從經濟增長的需求角度來看,還是從客觀上可能產生的結果來看,保持一定的增速都值得期待。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外貿年均增長17.5%,比經濟增長平均快7～8個百分點。外貿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帶動約1.1億人就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之一。

　　據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李健估計,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十一五”期間的外貿年均增速仍將達到14.5%。

　　這一數字,比同期GDP增速仍高4～5個百分點,在趙晉平看來,未來二者之間的差距可能會有所縮小,“對外貿易的增長可能仍會略超過GDP的增長。”

　　相對于速度,受訪專家更關心的是如何統籌國內外市場,保持進出口大體平衡增長。

　　“比如2007年,不論是經常收支,還是貿易收支,都是巨額黑字,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趙晉平表示,雖然我們不認同這種觀點,但是巨額的貿易順差如果長期持續,對宏觀經濟必然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關鍵的問題是當前我國缺少平衡國際收支的手段。“比如日本,雖然它的貿易順差也很大,而且長期持續,但是它可以通過大量對外投資的方式來平衡經常收支和國際收支,而我國不論是資本項目還是經常項目都是長期的順差。”他說。

　　為此,專家建言,“十二五”期間,外貿發展應當由主要關注出口轉變為統籌進出口,兼顧內外需,以擴大進口為出口創造更大的擴張空間。

　　另一方面,應當由以增長速度為中心轉變為以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把延伸產業鏈、提高出口商品質量和附加值作為出口促進工作的重點。

　　“我們是貿易大國,但并不是貿易強國。”趙晉平舉例說,“比如,自主品牌的出口比重只有20%左右,更多的是貼牌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比率也較低,更多的是加工貿易。”

　　對此,李健認為,首先應改革對商務系統和外貿企業的考核評價標準,把出口產品平均賣價、增值比率、質量和安全投訴率等作為重要指標;其次,出口鼓勵的重點應放在中高附加值工業品和農產品、節能環保產品、大型成套設備、服務外包等領域,進口鼓勵重點應放在高新技術及設備、資源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等領域。

　　“高附加值制造業、節能環保業和現代服務業將是“十二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三個新的增長點,并將有效帶動中國外貿的數量增長和結構優化。”采訪中,專家們表示。

　　“而綠色貿易思想,將是'十二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的主基調。”李健認為。

　　“首先,發展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是將來對外貿易發展的必由之路,不僅有利于在全球拓展發展空間,也是提高自身影響力的一種重要手段,更進一步來看,碳核查、碳標識和碳關稅可能成為新的貿易壁壘。”趙晉平表示,“這對中國這樣一個第一出口大國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為此,李健建議,對內要根據國家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產業發展目標,制定低碳貿易發展的方針、政策和規劃,鼓勵引進、吸收節能減排技術,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淘汰落后產能。

　　對外方面,要在解決全球氣候問題國際政策協調中采取務實合作的立場,加快開放低碳投資和產品市場,鼓勵低碳產業投資和貿易。

　　推進貿易自由化市場多元化

　　“十二五”期間,不容回避的是我國外貿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嚴峻。采訪中,權威人士向本刊表示,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理論層面出現了許多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反思,要求行政干預的呼聲提高。在實踐層面,也引起了限制全球化、管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一些保守思潮也見機主張國家利益至上,要求對本國企業和商品進行保護,限制外國資本和商品流入,這些無疑會對我國未來的外貿發展產生沖擊。

　　據統計,2009年中國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是遭受的反傾銷案例占到全球的40%,反補貼案例占全球的75%,遭遇的貿易調查數約占同期全球案件總數的43%。中國已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國。

　　“我們不能只是被動接受。”趙晉平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應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為外貿發展創造有利環境。

　　“不僅是多邊,雙邊也很重要。”在他看來,當WTO這樣的多邊貿易體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時,雙邊和區域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全球化及投資自由化的進程,進而推動WTO框架下全球的貿易自由化。

　　李健認為,一方面,要妥善解決我國與幾大傳統貿易伙伴的摩擦,穩定相互間貿易環境和我國的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要在落實和擴展現有自貿區成果的基礎上,探尋與更多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積極、穩妥推進區域貨幣合作,推進市場多元化戰略。

　　更進一步來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逐步發展,我國企業由過去的封閉狀態走向開放,參與國際競爭,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國企業正在成長。權威人士指出,應通過擴大優買和優賣信貸規模,支持更多企業“走出去”。

　　受訪專家認為,當前我國經濟貿易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的差距。企業創新能力和經營活力不足、缺乏真正有競爭力的跨國企業等問題都將對未來我國外貿結構的調整產生掣肘。

　　李健認為,一方面要以擴大開放促進外貿管理體制、調控體系、促進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改革,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擴大包括貿易、投資和服務產業的開放,切實提高外貿政策透明度和管理法制化水平,進一步放松貿易管制,加快推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增強國際話語權

　　隨著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中國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然而權威人士表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卻沒有取得與自身經濟實力相稱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例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鐵礦石價格的話語權卻始終由巴西與澳大利亞這兩個最大的鐵礦石出口國牢牢把握著。雖然中國鋼鐵企業與國際鐵礦石巨頭的談判已經持續多年,但多以漲價結果告終。

　　也有專家表示,長期以來,無論是國際貿易規則,還是產品標準,其制定、修訂的主動權一直被發達國家把持。“他們往往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將本國標準變成了事實上的行業標準、國際標準,在國際貿易中設立有利于其自身的門檻,對后發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形成了嚴重制約。”

　　對此,李健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必須逐步增強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他同時強調,在此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堅持走互利共贏的發展道路,要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考慮到貿易伙伴的利益。“如果只為自己利益考慮,搞語言霸權,那自然會失信于天下。”

　　在他看來,短期內的措施包括: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探索進出口貿易的人民幣結算機制;增強我國有重大利益和市場影響力的進出口商品（如石油、鐵礦石等）的議價能力;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增強區域經濟組織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而從更長遠來看,要提高中國要素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在鞏固中國商品國際市場地位的同時,加大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輸出力度。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也是增加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途徑。李健說,“要積極參與到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各種類型的國際組織中,既包括全球性、綜合性的,也包括地區性、專業性的。”可以積極反映我國的利益訴求,還可以直接參與全球治理,從全球規則制定角度保障中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