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浙江模式——浙江30年變化的一個分析視角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浙江在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即活躍的市場加有為政府的市場與政府合作互補模式。本文分析和揭示了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主要特點、形成過程和社會歷史條件，認為，要使政府與市場在博弈中實現合作互補，主要的努力不是讓市場來適應政府，而是讓政府來適應市場。這里的關鍵，是通過及時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夠在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關鍵詞］政府與市場；浙江模式；行政改革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是兩種基本的制度安排，是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法回避的一對基本矛盾。近代社會隨著經濟和政治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關系經歷了幾次大的歷史演變。從亞當.斯密的“守夜人”關系，到凱恩斯的國家與市場的干預關系，再到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所追求的通過制度約束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關系。［1］近代以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這些變化，以及圍繞這種歷史演變而出現的各種理論流派，對近代各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些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變及其理論流派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分析基礎的，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與此有著很大的差異，尤其是像我國這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政府與市場關系面臨著許多特殊情況，如何形成符合轉型國家自己實際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一直是影響和制約轉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主要特點

　　浙江在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中，通過大膽的嘗試、及時糾偏、不斷總結，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即活躍的市場加有為政府的市場與政府合作互補模式。浙江這種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有三個顯著特點：活躍的市場、有為的政府、政府與市場的合作互補。

　　首先，活躍的市場是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最典型的特點。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市場化改革一直領先于全國，無論是“溫州模式”、“義烏模式”，還是當前引起全國普遍關注的“浙江現象”，其特點首先都是活躍的市場經濟。從一般意義上來分析，浙江經濟發展的自然稟賦并不優越，人多地少、資源匱乏。浙江經濟的起飛，得益于市場機制的率先引入。正是這種市場機制優勢，使浙江搶占了經濟發展先機，市場競爭規則隨后在浙江全省較普遍和有效的運用，又提高和保證了浙江經濟的效率，使得浙江的市場化水平和經濟發展能夠持續走在全國前列。樊綱等一批學者多年來致力于中國各省區的市場化相對進程研究，從政府與市場關系、非國有經濟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等方面測度各省市的市場化程度。多年來的統計顯示，浙江的市場化水平一直名列全國前茅。［2］

　　其次，有為政府是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盡管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浙江的溫州模式曾以政府的無為而治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局部地區的地方政府為保護和推動當地經濟發展而采取的一種策略。就浙江全省30年發展的總體而言，浙江各級政府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十分積極有為的作用：一是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科學的規劃，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浙江各地大部分政府都重視對經濟發展的規劃引導和戰略指導，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義烏市。全國聞名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建設，其間經過八度搬遷、五次新建，不同時期的市場建設和發展都帶有鮮明的政府烙印，都離不開政府在市場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上的積極作用。［3］二是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能力。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供應者，浙江各級政府在這方面具有較高的效率。這不僅因為浙江經濟相對較為發達，具有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的經濟實力，浙江在全國率先實行了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而且，浙江各級政府善于發揮市場機制在公共物品供應中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共物品供應效率。三是政府自身的自律和約束能力。通過審批制度改革、收支兩條線的財政預算管理改革、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改革等途徑，對政府行使的公共權力進行了嚴格的監督和控制，有效遏制了腐敗現象的產生。

　　分析浙江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出，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中表現出來的政府有為，與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無所不包的管理有著根本的區別：有為政府的行為是以市場為基礎，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有為政府以創造市場發展良好的外部環境為目的，不是政府自己參與微觀經濟競爭；有為政府以規劃為主要的引導手段，不干預經濟個體具體的經濟活動；有為政府以服務為管理的基本方式，不是通過居高臨下的管制和行政力量來體現政府的作為。浙江有為政府合理的政策措施對浙江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再次，政府與市場的合作互補是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又一個重要特色。政府與市場是一對矛盾，在不少地方，市場的活躍往往伴隨著政府作用的弱化，而政府作用的發揮往往又是以市場功能的萎縮為代價，非此即彼。但是在浙江，市場的活躍和政府的有為并沒有形成對立，反而在博弈中實現了較好的互補。因為雙方存在著合作的基礎，有著共同的利益，互相需要。首先是政府需要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地方政府的性質和作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地方政府已從過去主要作為中央政府的分支機構變成了一級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隨著財政包干制、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等財政體制的逐步實行，地方政府的責、權、利也實現了相對的統一。中央政府下放了更多的權力和利益，同時也下放了更多的責任。地方政府在具有了管理本地事務的更大權力、可以為本地爭取更多利益的同時，也必須對本地區的發展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在地方政府要履行的各種責任中，經濟發展無疑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內容，沒有經濟的發展，不能有效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一個地區任何其他方面的發展都將難以長期持續。而要快速發展經濟，就必須盡快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正是通過市場高效率的資源配置，浙江很快形成了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專業市場、產業集群等經濟特色和優勢，經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而這正是轉型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啟動期所最需要的。

　　同樣，市場的發展也需要政府。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角度分析浙江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浙江市場優勢的形成，盡管有著許多復雜的原因，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恰恰是政府。浙江之所以能夠先于其他地方形成市場優勢，浙江各級政府不同形式的支持和扶植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基本有效的，是浙江各級政府為市場的發展在制度供給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正是這種有效的制度供給，最終成就了浙江的市場優勢。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缺乏市場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如法律和秩序、產權的界定、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等。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市場的發育和經濟的增長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成為這些國家經濟長期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揮政府在制度供給中的積極作用，既制定出公開平等的市場競爭規則體系，又能建立起防止政府尋租、以權謀私的政府行為規范體系，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就成為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速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浙江各級政府在制度供給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設法使政府主導的制度供給與民間誘致性制度供給相結合，政府的制度供給與政府的政策供給相結合，激發市場活力與調動基層政府積極性的制度供給相結合，推動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與約束市場損人利己行為、制約官員以權謀私的制度供給相結合，從而為浙江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當然，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長期博弈和磨合的結果，正是在與市場的不斷較量中，浙江各級政府逐步了解和認識了市場的規律，學會了如何在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政府與市場從相互抵觸到彼此依存，逐步形成各司其職、合作互補的良性關系。

　二、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形成過程及其社會歷史條件

　　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按浙江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市場經濟啟動時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受人多地少、資源匱乏，以及處于國家計劃經濟體系的薄弱環節等因素的影響，浙江民間已有了強烈的市場傾向。但受長期左的思想路線的影響，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還未能接受市場經濟，因此，當時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民間強烈的發展市場的愿望與政府不敢放開的矛盾，“資本主義尾巴”不斷被割又不斷成長就是當時雙方博弈的真實寫照。但是，在浙江溫州、臺州、金華等部分地區，盡管地方政府在當時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下不可能公開地站出來支持民營經濟等自發的市場行為，但出于對老百姓生存愿望的理解和同情，這些地方的政府做出了不反對的選擇，對民營經濟等自發的市場行為采取了視而不見的默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默認實際上就是一種保護和支持，盡管是一種消極而不是積極的支持，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依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種視而不見的默認和放任，給浙江市場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發展環境。［4］

　　由于對民營經濟等市場因素有了較為客觀正確的認識，為了使這些市場因素能夠發展得順利一些，浙江溫州、臺州、金華等地政府隨后又采取了一些靈活變通的方式，為這些市場因素尋找當時意識形態條件下能夠允許的法律和制度依據。如允許個私企業“掛戶經營”，同意這些企業通過向當地合法的集體企業交納一定的“掛靠費”，戴上“紅帽子”，從而獲得生存的“許可證”。這種做法既滿足了培育市場發展經濟的實質，又顧全了當時意識形態的要求，實現了當時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市場與政府的合作。這些做法后來逐步演變成了一些有利于民營經濟等市場因素發展的政策和制度規定。從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一些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制度規定都是首先在這些地區誕生的。如早在1978年，溫州市政府就頒發了全國第一份私營企業地方性法規——《溫州市私營企業管理暫行條例》，為私營企業提供地方性的法律保護，該條例后來成為國家《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的藍本；臺州市針對民間“聯戶企業”的大量出現，及時總結經驗，于1986年出臺了《關于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成為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股份合作經濟發展的官方文件。［5］這些政策規定的出臺對當地民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正是這些政策規定所營造的寬松的發展環境，造就了浙江民營經濟在全國的先發優勢。

　　2.市場快速發展時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之后，發展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障礙已經解除。這個時期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出現了以下特點：一是地方政府普遍以積極的態度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擴張。在全國各地都在努力發展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市場化改革相對領先的浙江，政府與市場在這一階段開始了更多的合作，各地政府對市場發展普遍采取了積極主動的措施，市場發展的速度更快。二是和全國各地一樣，浙江大多數地方政府在這一時期主要關注的是本地經濟的發展速度，對由于市場過快擴張帶來的產品質量、環境治理等一系列問題還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假冒偽劣商品、環境污染、地方保護主義、諸侯經濟等現象的不斷出現，對市場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市場能否規范、有序發展成為當時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焦點。三是經濟發展和政府與市場關系開始出現分化，有許多地方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下，開始重視市場發展中的規范有序問題，及時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發展的政策措施，既有效遏制了假冒偽劣產品，減少了環境污染，又提供了市場發展良好的外部環境，市場健康有序發展。而在另一些地區，由于未能處理好二者關系，或者由于采取搞運動的方式去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簡單粗暴的做法使整個市場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或者對假冒偽劣商品過于放縱，造成了市場的無序與混亂，影響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3.市場發展相對成熟時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1年，我國又成功加入世貿組織。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逐步形成和地區競爭的加劇，市場主體跨行政區的經濟行為日益普遍，市場和企業用腳投票的作用越來越大，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由于全國體制落差在逐步減少，因此，浙江作為改革先發地區在運用市場機制體制方面的優勢已不復存在，地方政府對當地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提供的政策優惠空間越來越小，浙江的經濟發展以及政府與市場關系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在這樣的背景下，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呈現出了以下特點：一是浙江各級政府為適應市場發展的新要求，加大了自身改革的力度。把政府改革作為實現政府與市場在新時期有效合作的關鍵，浙江各級政府在政府職能轉變、機構改革、審批制度改革、效能建設、政府績效評估制度改革等方面采取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措施，為新時期政府與市場實現合作互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二是浙江各級政府更加自覺地從具體市場活動中擺脫出來，在公共物品供應和公共服務領域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從法制浙江到信用浙江，從科技支撐體系到社會保障體系，從全省千里標準海塘建設到各類突發事件應急體系建設，浙江各級政府在為市場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變得更加主動，更加積極有為。三是浙江各級政府在公共物品供應中較好地引入和運用了市場機制，從而形成了公共物品供應的浙江特色。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公用事業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和治理、緊缺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公共服務等領域，浙江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都很好地發揮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應效率。

　　活躍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和政府與市場的合作互補對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很好的推動作用，這種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條件，既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要求使然，又有浙江自身的偶然因素和特殊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一個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的轉型國家，這是浙江形成特定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基本社會歷史條件。處于這個轉型過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必然與其它國家有所不同。一方面，長期的計劃經濟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要加快經濟發展，就必須改革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經濟之路；另一方面，從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歷來看，與西方國家市場經濟自然演進的發展經歷迥然不同，中國的經濟市場化不可能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由政府主動推動的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作為一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只是通過經濟的自然演進，僅靠社會自發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因此，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對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認識及其作用的發揮，必然地成為了影響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重要因素。

　　我國在轉型期要求各級地方政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是形成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重要國情條件。在中國，歷史賦予了各級地方政府一種特殊的職責與功能，即組織和推動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大多數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地方政府承擔的經濟職能都十分有限，他們的主要職能是搞好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有效提供各類地方公共產品。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使得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把組織和推動當地經濟發展作為了自己的重要職能。這種狀況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面臨著如何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盡快改造成為繁榮強大的新中國的歷史性任務，為此，經濟發展必然地成為了政府關注的重點；二是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巨大，在這樣的國度里發展經濟，只靠中央政府自身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必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在本地經濟的發展上發揮積極的作用；三是中國在建國后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左”的思想路線的影響，在遭受了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煎熬之后，“發展是硬道理”已在中國深入人心。因此，能否把一個地方的經濟搞上去，不僅成了中央和上級政府，也成了當地老百姓評價一屆地方政府工作成效的關鍵性指標。歷史不僅賦予了中國地方政府特殊的歷史責任，而且，國家也提供了許多制度上的條件，其中，改革開放之初推行的財政包干制和1994年開始實行的財政分稅制，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責任和相應的財力做了制度上的明確規定。這種一定程度上的財政聯邦制既實實在在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責任和壓力，又極大地擴大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財力，給予了地方政府更加廣闊的活動空間。［6］要有效履行好地方政府的職責，地方政府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開發利用各種資源，因此，發揮政府與市場兩種作用是必然的選擇。

　　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形成還受到了浙江特殊的經濟結構和歷史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同樣的改革開放大環境，同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央政策規定，為什么浙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顯然，除了以上共同的因素以外，還有許多浙江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浙江由于地處海防前線，長期以來國家投資較少。1952—1978年，浙江的國有投資人均只有411元，排在全國末位，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2。由于國家投資少，國有企業和工業基礎弱小，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各地的經濟只能揚長避短，從小企業、小商品做起，開始艱難的創業。浙江這種特定的地理區位和經濟結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使得政府更加關注和尊重民間的選擇。國家投資少和國有企業的弱小使得浙江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中不可能采取向上伸手的“等、靠、要”等做法，為此，他們只能眼睛朝下，關注和尊重民間的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各級政府逐步形成了“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擋，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強迫”的經濟發展政策選擇原則，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努力創造一個政策寬松的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二是使政府更加注重對經濟活動提供各種有效的公共服務。浙江大多數企業是民營的，與政府沒有任何隸屬關系。政府要想吸引投資，留住企業，必須在為企業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方面有所作為，從而迫使浙江各級政府努力提高自己的公共服務能力。另外，浙江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是影響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浙江受永嘉學派影響而形成的“義利并重”的價值觀不僅影響了一般的社會經濟生活，也對政府管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得浙江各級政府能夠更加理解商人和社會公眾對財富的追求，使浙江各級政府比其他地方政府更自覺，也更善于制定符合市場要求，能夠使老百姓盡快富起來的政策和制度措施。

　　三、進一步完善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的思考

　　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對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已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方式和典型風格，滲透在了浙江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浙江在許多領域的發展中，都能較好地運用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大大提高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但是，政府與市場關系是一個動態的博弈過程,不可能固定不變。要更好地協調浙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好地發揮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積極作用，還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和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

　　1.有為政府有著不同的具體表現方式，要根據經濟社會的變化及時做出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的調整。在浙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中，活躍的市場是最典型的特點，是浙江政府與市場關系模式中最主要的亮點，也是其他地方最羨慕浙江的地方。但是，能夠使浙江的市場長期保持活躍的關鍵，又在于政府的有為。正是由于浙江各級政府能夠采取有效措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為市場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才保證了浙江市場的長期活躍。因此，能否找到并有效實施推動市場長期活躍的方式和措施，就成為政府能否有為的關鍵。比較浙江溫州和義烏的經濟社會發展，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政府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方式的重要性。溫州和義烏的企業創辦者和投資者主要是個人或者家庭，市場化和工業化的主導推動力主要來自民間。兩地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微觀領域同樣都不過多介入、都能較好遵循市場規則。但是，在政府如何對待市場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建設的問題上兩地卻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義烏一直強調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建設方面，政府要有所作為。義烏經濟的每一步發展，政府在發展規劃和發展環境的建設方面，都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而溫州由于受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政府無為而治模式的影響，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在后來對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建設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無為而治的作法，主要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政府積極引導和規劃的作用發揮不夠充分。由此形成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某些方面的滯后，對溫州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定負面的影響。當然，溫州經濟一度遇到的困難，有著許多復雜的原因，公共服務的滯后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但是，溫州有這么好的民營經濟的基礎，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給上能夠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能夠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好一些的外部環境，可以肯定，溫州的經濟將會發展得更好。

　　2.政府與市場如何實現合理分工是我國在實踐中面臨的最大難題，浙江有條件在實踐的基礎上，做出更有價值的理論概括和制度設計。浙江的實踐有兩點十分重要的經驗：一是在經濟發展領域要以市場機制為主，但政府要給予有效的配合和補充。由于各地經濟發展面臨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政府對市場的補充作用的具體方式也不盡相同。在浙江的經濟發展中，政府對市場的補充作用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科學合理的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對消費者的保護等途徑來實現。市場的任務是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使最少的投入實現最大的產出。政府的任務是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對企業產品的質量實行有效的監管。要發揮好政府對市場的補充作用，必須首先劃分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把握政府與市場合理分工的實現機制。二是在公共物品供應領域要以政府為主，但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配合和補充。浙江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先發優勢，使得浙江在公共物品供應領域也較早開始引入市場機制，從而形成公共物品供應的浙江特色。浙江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公共文化產品等領域，市場機制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我國，運用市場機制提供公共物品的改革還剛剛起步，發展的空間還很大，浙江在這個領域有許多優勢，有條件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為全國的改革發展提供更多的經驗和有效的制度措施。

　　3.政府及時的行政改革是實現政府與市場合作互補的關鍵。在政府與市場的矛盾博弈中，能否實現合作互補的關鍵不在市場，而在政府。盡管政府與市場都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兩種制度安排，盡管市場為了適應不同地區的環境,也會帶上一定的區域特色，但是，相對政府而言，市場帶有基礎性、普遍性和更大的影響力。政府與市場是一對矛盾，但兩者性質不同，要使政府與市場在博弈中實現合作互補，主要的努力不是讓市場來適應政府，而是讓政府來適應市場。這里的關鍵，是通過及時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夠根據市場規律的要求加強自律。分析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可以發現，浙江在政府與市場互補關系方面取得的成功，都與及時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相關聯。因此，要有效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存在的問題，更好地發揮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的作用，必須進一步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在政府職能轉變、審批制度改革、政府績效考核制度改革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等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在此基礎上，才能使各級政府更好地把握市場經濟規律，學會如何在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主動實現與市場的合作互補。馬 力 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我國政府與市場博弈互補關系的歷史演進——以浙江為藍本的跟蹤研究》（批準號08BZZ036），浙江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科學發展觀與浙江發展研究中心》重大招標課題《浙江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歷史演變》（批準號07JDKF004ZD）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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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浙江行政學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