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為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浙商的創富形象在中國商業圈內有口皆碑。30年的從商之道,勾勒了浙商群體的精神內蘊,"務實、誠信、責任、創新",成為今日的研究者對他們的中肯評價。然而,任何商圈、商幫的繁榮,都不會無條件地演繹基業長青的神話。當發展遭遇瓶頸期,惟有適時轉型,才能走得更穩健、更綿長。
30年浙商崛起,商道勃興
記者:浙商走過30年,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此您是如何劃分的?
楊軼清:關于浙商發展階段的劃分,目前有幾種比較常見的說法。
最通俗的一種劃分方法是按照創業的條件劃分。第一階段是"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即從事一些社會聲望和評價較低的職業--擺地攤、補鞋、彈棉花、走街串巷收破爛,這是浙商的起步階段;第二階段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即所從事的經營是政策所不允許的,比較典型的是李書福的創業經歷,從最初的磚瓦廠,到后來的冰箱廠、摩托車廠,直至現在的汽車行業,他最初的創業都是在政策和社會輿論不允許或不看好的環境下進行的;第三階段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這一階段的創業對資金、人才、技術、管理水平的要求比較高,存在不少門檻。
關于浙商發展階段,還有一種比較理性化的劃分方式,它同樣將浙商創業劃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掙錢"階段,即創業者是靠辛苦勞作、個人打拼掘得第一桶金;第二階段是"賺錢"階段,即品牌戰略、資本經營"錢生錢"的階段;第三階段是"來錢"階段,"來"的繁體字中包含三個"人",形象地說,這一階段的經營,企業家無須事事親歷親為,只要對人力資本進行有效投資和經營便可。"掙錢-賺錢-來錢"的發展階段,通俗地說,也就是從"辛苦打拼"到"自身經營"再到"經營人力資本"的過程。
應該說,無論是哪一種劃分方式,都只是大致的劃分。從現狀來看,這三個階段同時存在于不同的創業群體,而在一些典型的浙商身上,這幾個發展階段都得到了反映。如創業40年的萬向集團,就已經經歷了從掙錢、賺錢、來錢的發展過程,以及"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到"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再到"做人家做不了的事"的創業脈絡。但是,客觀地說,現在已經發展演化到第三階段的浙商,在浙商群體中的比例并不高。
記者:從浙商的精神文化特質、產業結構特征以及商業歷史文化來看,您認為浙商群體中存在哪些差異,是否可將其歸結為幾大類型?
楊軼清:浙商是一個大概念,要總結浙商精神既很容易又很難。浙商的文化載體就是浙江地域文化,而浙江區域文化的差異性又是相當明顯的,各地的語言、習俗、民風各不相同,就如同一桌菜,酸甜苦辣皆有。因此,要總結浙商的共性,首先是要研究浙商群體中不同分支的個性。
簡單來說,浙商可以劃分為四個小板塊,即溫臺、寧紹、杭嘉湖、浙中板塊。這四個板塊之間的內涵差異,主要體現在精神文化特質、產業結構特征以及與之相關的商業歷史文化這幾個方面。
就溫臺商人而言,首先,他的流動性、遷徙性是浙商群體中最強的。從"行商"還是"坐商"的角度來看,溫州人的行商風格最為明顯,在世界各地也走得最遠;從地理分布來看,溫臺商人空間分布最廣、流動性最大,遷徙性他也最突出。其次,溫臺商人具有強烈的抱團意識和自我意識,統計表明,溫州人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商會組織也是最多的,而其中很多商會是自發組織的;第三,溫臺企業家創辦企業得產業穩定性也是最強的,往往是朋友之間相互復制、代際之間進行傳承;第四,從溫臺產業結構特征來看,其輕型化的產業結構特征較為明顯,典型的是那些"一只手"就可以拿著走的輕工產品,甚至不需要"一雙手"。如眼鏡、打火機、皮鞋、服裝、低壓電器、閥門,這些都是溫州輕工產品的典型代表。溫州人之所以"選擇"這些產品,與當初當地與外界交通不發達有關,是地理特征、產業淵源和商業歷史文化等多因素綜合的產物。
寧紹板塊商人的特質和溫臺又有差異。寧紹商人的最大特征是機敏而務實、低調,這里值得一說的是紹興商人,紹興浙商的實力和紹興發展模式的內涵一直被外界忽略。其實他們創辦的企業往往產業規模比較大,末端產業比較少,產業組織化程度比較高,并非一兩人單打獨斗可以維系。這點也可以從每年的百強民營企業評選看出,浙江省民營企業100強中,紹興歷來是最多的,平均占據30多個席位,占到總數的1/3以上。此外,海外寧紹浙商創辦的企業也往往是大規模企業。
杭嘉湖地區作為魚米之鄉、江南水鄉,當地人的生存壓力不大,與南邊的溫臺人相比,當地浙商冒險意識相對較弱,改變現狀的動力不足,因此起步也相對較遲。在流動性方面,杭嘉湖三地選擇外出經商的人也比較少。但是,由于當地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人口素質也相對較高,這一地區的浙商具有很強的發展后勁,企業密度也比較高。
浙中板塊中,最典型的就是以義烏為核心的盆地地區。可以說,以義烏商人為代表的浙中板塊,既有浙南溫臺商人的特征,又有浙北杭嘉湖商人的特點。浙中商圈中,義烏、東陽、永康都具有悠久的產業文化傳統,如義烏的貨郎擔、永康的五金、東陽作為百工之鄉都有很好的手工業傳統。浙中板塊的總體特點是:企業個體數量多,產品的輻射力很強,但本地大型企業較少,產品規模小,產業的流動性也不足。
總體而言,浙江各地商圈的多樣化相當明顯,即使同一板塊內部的差異性也很大。要概括浙商的共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明確將其分成四個板塊,也只是相對而言,并不能抹煞其中的差異性。
記者:您在最近的浙商高峰論壇中提到,浙商到現在是30年,如果細分一下差不多有2-3代人(也有3-4代人的說法),基本上可以看出其中興衰消長的規律。您認為,這種成長淘汰規律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軼清:目前大家比較認可的是三代人,第一代是30年前開始創業的魯冠球、徐文榮、沈愛琴等人,他們是在改革開放政策推開之前就已開始創業。第二代是80年代的浙商,比如1986年開始創業的傳化集團,1984年開始創業的南存輝和胡成中,西子聯合控股王水福的事業則從1981年肇始,現在影響力大的浙商大多數從八十年代開啟創業歷程。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之前,那時的浙商創業還需要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第三代是90年代開始創業的浙商人群,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家政策逐步放開,提倡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此時涌現出了一批新興民營企業。如果進一步劃分第三代浙商,還可以將1998年以后出現的馬云、孫德良為代表的新經濟網絡產業歸為第四代浙商。
可以說,每一代浙商的創業背景和創業的特點是不盡相同的,改革開放以前,浙商創辦的企業以村辦企業、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為主,從事的是簡單的粗加工產品,產權模糊。第二階段則不同,在普遍缺乏資本和技術的情況下,因為市場短缺,所以往往只要有魄力和勇氣就能支撐創業的成功。90年代以后第三階段的創業,白手創業的逐漸減少,更多地是由國營、集體企業改制而成。而1998年以后進入新經濟時代,靠的就是智慧、創意以及優秀的商業模式,IT行業創業漸成主流。
總結浙商的創業歷程,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的成長與淘汰規律。浙商的成長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八個字,即"務實、誠信、責任、創新"。首先是務實,這是浙商的第一個特點。浙商往往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經營模式,而不是盲目追求新潮,從最初的作坊式經營,到小企業、商品加工業再到家族式經營,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個最真實的反映就是,最底端原始的產業浙商可以做得很好,最科技前沿的產業浙商也同樣做得出色。中國IT領域的知名人士,如阿里巴巴馬云、網易丁磊、盛大陳天橋、網盛孫德良、分眾傳媒江南春、金山求伯君等等,在美國或香港上市的IT企業,1/3是浙商。第二,浙商不光是務實的,同時也是智慧的。他們是善于創新的一群人,技術、管理、產品創新都相對領先。第三是誠信,浙商在全國具有很好的口碑,他們創業之初就是以民營企業家的姿態出現,對自己的企業、財產有著責任意識和信譽意識,將誠信作為一種長遠策略。第四是責任,無論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還是中國私營企業慈善榜還是中國民營企業納稅榜,浙商占據的席位往往是最多的;今年的四川大地震,浙商捐款也是最多的。總體而言,浙商的生命力是比較強的,經營也比較穩健。全國企業的平均壽命是2.7年,而浙商的平均壽命是7年,也就是說,它的生命周期比全國同類企業要高出一倍以上。
當然,浙商走過30年來,也有不少失敗的例子。特別是今年以來,浙江各地不少企業發展遇到瓶頸,陷入困境,處在倒閉、破產的邊緣。因此,浙商要謀發展更需要自我反思,必須看到當前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文化性的弊端。"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心態,使浙商形成了"人人做老板"的文化,這在早期是有利的,它營造了百舸爭先的創業氛圍。但是到了后期,這種文化的弊端也顯現出來,一個原本可以做到10億規模的企業,卻因為人人都爭做老板,一分為十。二是浙商不善于真正的合作。這種不善合作一方面表現在人力資本的合作,即不少企業家只相信自己人,任人唯親唯熟,不善引進職業經理人,即使引進也對其不放心、不放手,導致職業經理人"進不來、留不住、用不好"。另一方面表現為缺乏產業合作,目前浙江不少產業集群內部都存在嚴重的同質化競爭。三是浙商的品牌創新意識還比較弱。對以差異化、創新、品牌為特點的創新競爭還不夠積極,多數是本著拼價格的想法。
浙商使命:讓責任成為基本價值觀
記者:在經歷了三四代人的發展后,浙商累積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也逐漸開始思考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尋找反哺社會的機會。在這樣的氛圍下,您認為,浙商要成為新一代的社會企業家,應從哪些方面有所作為?
楊軼清:要強化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關鍵是解決企業家創業的基本動力問題。參照哲學命題,企業家面臨的最基本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創業?為什么要賺錢?這個問題實際上原本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從商,最初當然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改變窮困現狀。但是在一次創業獲得成功后,這種動力就會發生變化。中國文化中的一大道德標準就是"恥"感,即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面子"。當前不少企業家單純認為企業做大才是榮譽,賺錢越多才是光榮,因此罔顧道德,甚至以犧牲社會公眾的利益為代價,這是很危險的。浙商已走過30年歷程,應該在追逐財富的過程中找到新的動力和信仰。倘若不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家后期創業動力就會遇到瓶頸,出現"財富越多就越迷茫"的現象,企業經營也更容易遇到問題。而這個問題實際上很多浙商都沒有解決。實際上,企業經營到了一定階段,必然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了子女、家庭而創造財富,相反,創業的動力應該轉化為社會動力,企業家應該樹立為服務社會而創業的理念,并將其作為信仰。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應該包括幾個層面:一是經濟責任,即提供合格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這是企業家最基本的責任。二是法律責任,即不偷漏稅,不減不扣員工薪酬,不逃脫理應承擔的法定義務。三是道德責任,即在履行了前面兩大責任后,投入社會公益。這并非強制責任,但體現的是企業家的境界和對社會的貢獻程度。相對應地,也就是企業家獲得利潤后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創造利潤,股東所得;第二次分配是繳納稅收,國家所得,第三次分配是公益慈善,弱勢人群所得。這三次分配較好地完成了,企業家履行社會責任就顯得相對圓滿。
除了傳統作為外,新一代浙商要成為富有責任感企業家,就必須向"責商"和"哲商"方向努力,做一個善于自我反思的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
記者:在經歷了三鹿奶粉事件后,企業家社會責任感成為一個眾人關注的話題。在公眾信心指數下滑的情況下,企業家群體應如何作出應對,重樹在公眾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楊軼清:現在不少企業家還停留在工具理性階段,以創造利潤為終級目標。目前看來,高呼GDP萬歲、利潤萬歲的企業家還是很多,他們往往以犧牲產品質量、員工和消費者利益為代價,這反映出當前企業家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和畸形。不少企業家花巨資投入慈善,卻連生產合格產品這一最基本的責任都沒有盡到,這實際上是一種極不成熟的社會責任觀。
因此,對于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除了呼吁其要有更高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履行好基本責任,生產出合格的產品,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惟有如此,企業家作為社會的一個群體,才能得到公眾的尊重。
浙商超越:轉型升級打破宿命
記者:今年以來,浙江不少大型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這一方面與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有著重要關聯,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浙商的轉型時機已經到來。在現代企業競爭法則下,浙商應如何從自身領域尋找突破,順利實現轉型?
楊軼清:這是各類企業都面臨的問題。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始于去年7月,于今年9月惡化,面對這一波經濟不景氣的風潮,浙江遭遇的困境比全國其它地區相對更加嚴重。可以說,浙江今年以來陷入的困境是30年來從未有過的,這和幾個方面因素有關:
一是與浙江產業結構有關。浙江產業結構為外貿導向型,外貿出口占GDP比重比較高,在人民幣升值、出口下降的影響下,企業的銷售和利潤都受到了明顯沖擊。再加上宏觀調控的影響,可謂多方受阻。二是浙江產業多處于下游,在原材料上漲、而產品價格受到嚴格管制的情況下,企業受到兩頭擠壓,盈利能力減弱。三是資源要素制約越來越嚴重。另外,產業集群是浙江經濟的一個特色,塊狀經濟內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形比較嚴重。因此,浙江企業陷入困境,既有國際因素,也有自身因素。當前來看,應從三方面實現轉型突破。
第一,著眼于企業層面,部分企業經營不景氣甚至是歇業倒閉,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處于倒逼機制的需要。例如,慈溪小家電生產企業多達10000多家,但是年產值500萬以上的卻只有300多家,大多數企業年產值不到100萬,資源配置效率相當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行優勝劣汰,減少市場主體,是沒有壞處的。
第二,從微觀層面看,企業出路有三。一是要改變"寧為雞頭,不為牛后"的思想,要敢于、善于整合,要有不當董事長當董事、從老板到股東的觀念轉變,通過合作提高競爭力。二是要善于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對小企業而言,產品、規模也許不大,然而一旦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便會長久存在。這與產品出口并不是一回事;三是善于在原本的領域中做深做精做專,提升核心競爭力。
第三,從政府和社會層面看,應致力于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性市場競爭秩序。一個有序的市場經營環境,應當由政府、社會和企業共同來營造。從現階段來說,公共部門可以作為的事情很多,比如制止知識產權的侵犯、公眾透明的司法、信用體系的建設等。同時,行業協會也應當履行自身責任,規范完善行業自律和競爭秩序。
記者:對浙商個體而言,您認為應該如何通過自身素質的提高,融入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
楊軼清:一是要善于學習。可以歸結為三方面的學習,即"全天候學習"、"全過程學習"、"全方位學習"。"全天候學習",是一種非編碼知識的學習,即并非通常意義上所指的看書、聽課,而是將一切信息轉化成自身的能量。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種學習意識,即要把看電視、聽人說話、看報紙、吃飯聊天都理解成課堂,即學習是無處不在的。"全過程學習",企業家應當本著"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全方位學習",是指企業老總、經理人、員工都必須融入學習的氛圍之中,打造全方位的學習型企業文化。
二是要把握平衡。企業家要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找到平衡,在經驗和教條之間找到平衡,既不能太保守,限制創新,也不能過于激進,盲目追求多元化和規模效應。
三是要有超越自我的勇氣和魄力。作為第一代浙商,很多企業家已經很成功,但當遇到了新問題,仍然要有否定自我的勇氣,超越自我。同時,作為第二代浙商,接班人應在經營理念、管理方式、產品結構創新上力求超越父輩,爭取在接班過程中成功實現企業轉型。
四是要實現從富家到富國的理念超越。要做一個有責任心的企業家,對于國家、社會要有更多的責任和承諾,深刻認識到企業家的終級目標不是個人財富最大化,而是人生價值的最大化,即要從"浙商"變成"責商"。唯有如此,才能在潮起潮落的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打破盛衰輪回的商幫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