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浙江中部的義烏,簡直可以說是“三無土地”:既不把邊(境),也不靠海,交通不便;人多地少,物產不豐,力耕所得,不能果腹;發展農業無資源,發展工業無基礎。正如民諺所云,“去年總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襖”。唯獨“雞毛換糖”的撥浪鼓聲,成了留在人們記憶中的永恒。
但正是“雞毛換糖”這種不入眼的小生意,卻把義烏人的經商智慧和創造力給逼了出來。其中就包括現已成為浪莎集團總裁的翁榮弟。
創業:“雞毛換糖”
上世紀80年代初,翁榮弟兄弟仨和許多義烏老鄉一樣,也投入到這古老而傳統的“雞毛換糖”之路,開始走南闖北。
那時候,得知人工飾品在新疆十分暢銷,兄弟仨就向親戚借了點錢,備足了貨,向西北進發。時近年底,西進列車擁擠異常,翁榮弟和大哥翁榮金在火車上站了四天四夜。當列車駛進烏魯木齊車站時,他們的雙腿已經腫得邁不開步。
然而,等他們興沖沖地把貨拉到市場,才發現市面上早已充斥各種人工飾物,價格跌了一大截。翁氏兄弟揮淚賤賣掉所有貨物,總計虧損1萬多元。遭此打擊,等他們決定從頭再來時,定下了做生意的原則: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此后他們輾轉廣東、新疆等地,經銷各種小商品,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有了一些“原始積累”。
后來他們跑累了,決定在義烏縣城一個叫廿三里的市場,還有稠城鎮前街市場擺攤做批發零售。那時還都是偷偷摸摸地搞,因為究竟能否讓農民進城經商,上面的政策依然沒有放開。他們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擺地攤的人常常被當做“投機倒把”遭受圍追堵截,一旦被抓,貨物全部沒收,血本無歸。
東躲西藏的行商生活,讓他們無奈而又厭倦,直到當地發生了一個“提籃女叫板縣太爺”的故事,命運才出現轉機。
1982年5月的一天,正在擺地攤的“提籃女”馮愛倩偶然發現,一個個子瘦高的人正在附近閑逛,這不是新來的縣委書記謝高華嗎?不久前剛被處罰沒收了提籃的她一時沖動,想都沒想徑直跑上前責問“縣太爺”:“我沒工作也沒田地,不擺攤叫我吃什么?”一股腦將“抓了罰,罰了抓”的經商生活的辛酸全部傾倒了出來。
若干年后,據謝高華回憶,馮愛倩反映的問題,他都是知道的,但“應不應該開放集貿市場”、“允不允許農民進城經商”在當時還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即使不至于戴上“復辟資本主義”的帽子,“個體經商”仍然是政策禁區。
意識到民心所向,謝高華的思路變得清晰:他決定開放本地的小商品市場。他在縣委常委會上的表態讓在場官員目瞪口呆:出了問題我負責,寧可不要“烏紗帽”!
轉折:放水養魚
1982年8月25日,義烏縣委稠城鎮市場整頓領導小組下發“一號通告”:正式開放縣城小商品市場。這一破天荒的舉措震驚全省,影響波及全國。建個“大棚”本身是小事,但在民眾看來,卻是政府對原來“三不管”狀態下的市場的認可。
馮愛倩幸運地成為義烏第一個取得“雞毛換糖”許可證的小商販,這也是當地第一本個體商業營業執照。之后,義烏的“翁榮弟”們也陸陸續續地拿到了許可證。
這樣的許可證,義烏縣工商管理局當時共計發出上千張,一張“許可證”就是一個“護身符”,讓“敲糖幫”的命運一夜之間扭轉。有人稱此舉為義烏小商品市場落地前的“第一聲啼鳴”,更有學者認為這聲“啼鳴”的歷史意義,不亞于1978年安徽小崗村農民土地包產到戶的創舉。
義烏向農民發放經商許可證后,“敲糖幫”與當時稠城鎮小百貨市場變成唇齒相依的關系。據資料顯示,小百貨市場商品銷售就靠上萬人的貨郎和上千人的個體商販隊伍,其中原來“敲糖換雞毛”的貨郎擔歇擔擺攤的占35%,從外省市進來的小商品占65%,而貨郎商品八成以上從小百貨市場進貨。
“起初,只開放了從進城到火車站約一公里多的馬路作為市場,正是這一小段的開放,促成了義烏經商沖動的一次火山大爆發。”謝高華回憶說。
說是只開放一段路,可事實上,所有“地下狀態”的攤子都擺上來了。一張凳子、兩塊木板,從城外擺到城內,一直擺到縣委大門口,早上稍微晚一點,縣委大院的車子就出不去了。據說,當時省里一位領導來義烏視察,哪條路都進不去,最后只好把車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進來。
商販們反應之熱烈,讓謝高華等領導意識到,僅僅允許商品經營的政策開放力度還是不夠的,經反復研究,義烏縣委進而實施了“四個允許”的新政,即“允許農民進城,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競爭(無論國有、集體和個體)”。1982年9月5日,義烏縣委又作出了一個時人認為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開放位于義烏湖清門的小商品市場。
可是,當時義烏工業基礎差,農民土地少,財政上沒有資金,怎么辦?翁榮弟回憶說,謝高華決定向銀行貸款57萬元,興建攤棚式小商品市場,但縣級銀行根本不可能貸出這么多錢,他輾轉找到了省里的銀行。盡管面臨的壓力和爭議都非常大,最后他還是促成了此事,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初步成型,也繪就了日后譽滿全球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藍圖。
崛起:興商建縣
1984年,義烏縣委明確提出“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一體化,興商建縣”。新戰略給義烏帶來了希望和財富,讓“翁榮弟”們的命運徹底改變。
當年12月,位于新馬路的第二代義烏小商品城建成投入使用,攤位從露天搬進了棚子,攤位數也增加到180多個。緊接著,第一代義烏市場迅速從地攤、“馬路市場”實現升級,先是過渡到棚架市場,然后走向室內市場,再推進到門店市場。
此時翁榮弟的膽子更大了,做了近10年襪子生意后,上世紀90年代初,他終于取得了某廣東品牌襪子的總代理權,并用了5年時間悄悄建立起自己的全國性批發網絡,等待時機到來。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悄然崛起,很快引起了中央決策部門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初,原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安志文兩次帶隊到義烏視察。1991年2月,安志文從義烏調研回京后,指示隨行的國家體改委市場流通司人員撰寫了一篇調查報告,題目是《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經驗》,以國家體改委《簡報》的形式,直接上報給中央。
這是義烏創辦小商品市場以來,第一份來自中央高層并給予正面肯定的官方材料。對義烏人而言,這份1000多字的《簡報》無異于一柄分量極重的“尚方寶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小商品市場做得風生水起的義烏提出了“以商促工、工商聯動”的口號,大力引導、鼓勵發展工業產業。
看到新機遇的翁氏三兄弟,也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打造自有的品牌。1995年10月,他們在義烏經濟開發區創辦了義烏浪莎針織有限公司,日后的“襪業帝國”正式起步。
短短10年工夫,“浪莎”創造了業內“十個第一”,連連拿下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產品以及國家免檢產品的稱號,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襪王”。2007年5月,浪莎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0137.SH),進入資本市場,成為義烏第一家在國內主板上市的民營企業。
2007年,翁榮弟被評為年度十大風云浙商,其評語為:“他是一個旗手,在撥浪鼓聲的余韻中,他扛起了‘義烏制造’的品牌大旗;率先進入資本市場,率先擺脫OEM的困局,他有先知的勇氣,更有先覺的智慧;在‘螞蟻軍團’匯入全球市場的浪潮中,他高舉的旗幟獵獵作響。”
這樣的評語,也許同樣適合于成千上萬敢為天下先的義烏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