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突圍

　　11月20日，廣州火車站廣場熙熙攘攘，32歲的劉建昌和幾個老鄉圍坐在幾張報紙上，等著坐幾個小時后開往武漢的火車，周圍放滿了大包小包的行李。

　　劉來自湖北仙桃，過去的3年多一直在廣東中山的鞋廠打工，往年年底，都是一年最忙的時候，加班加點活都做不完，但今年，不到9月廠子就沒什么活干了，半個月前，香港老板決定關廠。由于離過年只有兩個月，在結清了工資之后，劉決定先回家，年后看情形再決定要不要出來。而他的兩個同鄉則是因為廠里“活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低，再干下去沒什么意思”，也決定辭職回家。

　　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看來，劉建昌們做的是一個理性的決定，“一般企業都是下個月底發這個月的工資，因此現在即使找到工作，到年前也可能拿不到錢，況且到時候火車票很緊張，不如現在就回去�！�

　　近幾個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和劉建昌一樣提前踏上回家路途的農民工不在少數。據湖北省總工會最新公布的數字，湖北省提前返鄉農民工增至70萬，占外出務工人員總數的6.8%。在近期回流人員中，因企業關閉、停工、歇業回流的達33萬余人，占47%；因企業降薪回流的達9萬余人，占13%；因土地轉流和其他原因回流的約11萬人，占15%。

　　與民工返鄉潮相輔相成的，是企業的倒閉潮。國家發改委此前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國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東莞市玩具協會副會長王志光認為，現在仍有3800多家玩具企業經營，不過再過兩年，能活下來的最多只有2000家，另外的1800多家玩具企業會倒閉。一時間人心惶惶。盡管不斷有各級官員出面辟謠，呼吁人們增強信心，但不時傳出的大型企業倒閉新聞、下降的GDP增速和國家出臺的刺激經濟方案，都讓人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有一絲“大事不妙”的擔心。

　　在經歷了近30年順風順水的大發展后，中國制造業如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如何走出困境，實現突圍，是一個關乎整體經濟前景和未來發展模式的大問題。

　　都是金融危機的錯？

　　很多人認為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了中國企業的倒閉。事實上，中國制造業的危機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

　　當時，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很多企業招不到足夠人手，這顯然是對中國制造的一記警鐘。在經歷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業被迫提高工資以增強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資的提高，也使企業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幾年，關于產業轉型的呼吁不絕于耳，國家層面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在環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對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業進行限制。在2007年7月1日，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同時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7月2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占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15%。目錄規定，自2007年8月23日起，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這直接引發港資企業的強烈反彈，他們在香港工業總會的牽頭下派代表進京聯合申請暫緩執行。彼時，就不斷有企業倒閉的消息傳來。

　　而對出口加工型企業影響最大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在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累計升值20%左右。這使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價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費降低，這使很多企業由原來的盈利大戶到微利，甚至虧損、倒閉。

　　由上可見，因為成本的不斷上升，中國出口加工企業的困境早已出現，并在一系列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呈日益惡化的趨勢。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導致工廠倒閉。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為什么沒有倒閉？

　　核心的問題在于，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沒有定價權。中國制造的只是普通的鞋，或只是為耐克等名牌代工，在這個領域，中國面臨許多國家的競爭，價格自然上不去。利潤低，抗風險能力自然差，外部環境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波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對一款蘋果iPod產品的成本分析顯示，其299美元的零售價當中，中國工人的貢獻不到3美元，創造其真正價值的是概念和設計。

　　“中國是世界工廠”，“外國人用的都是中國產品”，這些話時常掛在很多人嘴邊。但是外國人使用的中國產品，多是鞋子、衣服這類缺乏技術含量的東西。到目前為止，中國設備投資的2/3還依賴進口，其中光纖制造設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設備的80%，轎車工業設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依賴進口。

　　這樣一種制造業格局，使得很多行業的進入門檻很低。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擴張，產能過剩。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顯示，全國主要工業品有80%以上生產能力過剩或者嚴重過剩。目前我國產能占GDP的70%，消費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則是“出口創匯”，要靠別人買你的產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國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國人改變非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我國的經濟將立刻受到重大沖擊。

　　近期的美國金融危機，確實使美國人的消費需求減少，訂單因此縮水，很多企業開工不足，因此，金融危機現在成了很多公司亂投資、盲目擴張的替罪羊。但充其量，這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制造業企業被淘汰是遲早的事，金融危機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而已。

　　在危機中轉型

　　金融危機為中國制造轉型創造了良機。在經濟景氣之際，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多半會淪為徒勞的口號，只有在外部危機的壓力下，不轉型不能生存時，轉型才可能實現。

　　但這也可能只是一種一廂情愿，誰都知道更新換代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謂的“騰籠換鳥”、“雙轉移”只是一種美好愿景，本就缺乏實質性內容，但現在倒閉潮一浪接著一浪，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穩住這些企業，是中國現在面對的一個天大難題。畢竟在中國當下，經濟增長承載了太多本不該承載的政治和文化內容。

　　而且，過去的30年，我們的體制和各級官員學會了如何招商引資，習慣了舊有模式帶來的立竿見影的經濟增長，對如何轉型、轉到哪里去、轉型成功的標志是什么，并沒有多少討論和共識。因此，危機的到來使大家毫無準備，措手不及，企業沒有準備好過冬的棉衣，政府也一樣茫然，本能地希望有人能指點迷津，一夜之間回復昔日的輝煌。

　　在此情勢下，過去幾年被反復提及的產業轉型基本銷聲匿跡，各級政府反復強調的是中小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和如何挽救瀕臨倒閉的企業，如何“保增長”。日前，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通知，將從2008年11月1日起上調3486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約占中國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25.8%。繼今年8月1日起中國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調整將再次提高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也將提高到14%。

　　11月21日，商務部與海關總署又發出通知，暫停加工貿易限制類保證金臺賬“實轉”政策，以緩解加工貿易企業資金壓力,保持外貿穩定增長。

　　于是，過去幾年以推動產業轉型為目的的政策基本被叫停。在全球經濟下滑累及中國出口之際，通過政策回調保出口適度增長有其必要，但必須明確的是，中國制造的根本出路在轉型。正如溫家寶總理在東莞調研時強調的：要把中小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與中國經濟中長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結合起來，否則，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僅僅靠財政支出的幫助，即使熬過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來一旦再遇到外部沖擊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是會因為缺乏核心的競爭力和調整不到位的經濟結構而再次出現更為嚴峻的經濟滑坡問題。

　　應該承認，盡管目前有大量的制造業企業倒閉，但相信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將長期保持。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形成了相應的產業鏈，勞動力的素質高，基礎設施等配套體系完善，轉移到僅僅是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對企業來說未必劃算；另一個現實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非常龐大，而目前被認為是承接中國產業轉移的熱門地區，如越南、柬埔寨、東歐等地，國土狹小，勞動力數量非常有限，可承接的轉移工廠也很有限，這注定了有大量工廠要留在中國。唯一在勞動者數量上和中國不分上下的是印度，但印度在勞工權益、土地、環保等方面的規定非常嚴格，而在這些方面，中國的靈活性明顯。

　　這就說明，中國從廉價勞動密集型經濟結構轉型到高端產業結構的機會并不差。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潮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加工業，中國旋風過后在世界各地留下的廢墟并非指日可建，因此中國與西方工業國家談判的籌碼非常有分量。另一方面，中國在一些工業領域已經取得一定的技術進步。1985年，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一半以上，其中石油占1/4，主要是出口資源，幾乎沒有工業品可供出口。20年后的今天，出口產品中90%以上是制成品，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在當下推動企業的發展和轉型，是完全可行的。當然，無論如何，轉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從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轉型經驗上看，它們無不在轉型之初經歷過經濟下滑、競爭力下降的艱難歲月。如果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沒有果斷地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而是如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它不應該過早地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那么，韓國哪里還有機會抓住電子工業所提供的機會?如果芬蘭不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明確放棄了依靠資源經濟的發展道路并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機會?

　　如果我們以金融危機為借口，又全面回復到過去的發展模式，那么轉型只會淪為口號。因為危機時人們無暇搞轉型，順利時轉型似乎又沒有必須。

　　因此，中國制造的長遠危機，不是出現了企業倒閉潮和經濟速度的放緩，而是津津樂道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從而甘于產業鏈低端的地位而不思進取。如果我們繼續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廠”的稱號，繼續一門心思去和外國打貿易戰、滿足于不斷擴大出口份額，而對整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渾然不覺的話，那才是真正的危機。

　　高低結合的中國戰略

　　一提到產業升級和轉型，很多人就想到高科技，認為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夕陽產業，應該全面淘汰。這種看法有失偏頗。

　　很多人想起美國經濟，就想起微軟、Google或金融衍生工具，但事實上，一系列數據顯示，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產出幾乎占全球產出的1/4。1987~2005年間，美國制造業生產率增長了94%，而其他部門的生產率只增長了38%。在過去十多年中，制造業在美國整個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雖沒有變，仍為約20%，但美國制造業的面目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采納新技術的步伐不斷加快。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資助的研究顯示，早在1998年，計算機輔助設計和制造系統、計算機局域網、即時庫存管理等技術在美國制造行業中的普及率均已超過50%。目前，美國制造業產品中有12%通過電子商務方式出貨，在所有工業部門中比例最高。2002年，美國國家先進制造聯合會的一份報告認為，制造業仍是美國經濟增長中最強勁的“發動機”。

　　制造業在90年代的復興，對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最直接貢獻體現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制造業本身不僅是高新技術的“消費者”，更是技術創新的“投資人”。1990年代后期，美國制造業的研究開發投入增長速度超過了服務業，在工業界總研發投入中一度占據了80%的份額。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制造企業在信息技術上投資數千億美元。制造業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奔涌的高技術產業大潮背后的驅動力。

　　而日本、德國、法國等經濟強國，無不擁有非常先進的制造業。日本在中國投資生產的多是日本人自己不做的東西，這些部分轉移到中國來，日本的工人們就可以騰出手來從事科技含量領先而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因此他們根本不擔心中國由于廉價勞動力帶來的產量上的壓力，他們安心于質量上的領先和技術上的超前。

　　當然，從造鞋、造衣服直接躍升為造電腦或做金融，這樣的成功經驗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對中國而言，現實的做法是立足制造，在保留一定數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要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實現在產業鏈上的提升。未來仍然會有大量企業制造衣帽玩具，但應該有部分企業擁有自己的品牌和獨家技術，有相當部分企業從事醫療器械、機床、飛機等科技含量高的制造業。這樣一種立體化的制造業格局，才是中國未來的努力方向，

　　對于中國來說，不能放棄制造業的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是就業，因此多數地區仍然要盡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學家樊綱就認為，中國要不要成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個應當予以肯定回答的問題。有人認為世界制造中心是貶低了中國，中國應當成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國成為科技中心，也還必須是制造中心，否則，幾億農民進城干什么？中國一定要好好做一個制造業大國。

　　同時，高端產業和價值鏈高端的基礎是知識，它創造價值的方式不是靠體力勞動的投入為主，這就意味著它能承載的就業人數十分有限。在每年新增勞動力以千萬計的中國，“往高處走”的產業政策還需要一個牢靠的社會政策作為依托，否則“和諧社會”必然無從談起。可以想象，一個有未來的中國發展戰略一定是一個“高低結合”的經濟戰略和社會戰略相妥協的戰略，而這樣一個戰略怎樣設計，歷史上的確還沒有先例可以參照。

　　我們為什么搞不出Windows？

　　對于產業轉型，一般的看法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制造業本身的升級，提高科技和知識的含量；二是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而不是外需拉動。

　　從第一個層面上看，在中國，科技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口號已經喊了很久，但并沒有明顯成效。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創新并不只是科技人員的事，也不只是靠增加一些經費和投入、領導重視一下就能實現的。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關乎整個社會氛圍。

　　中國久處封建專制制度之下，這種統治制度下形成的思維定勢嚴重地阻礙了人們創新思維、創新理念、創新行為的發展。其中心思想就是以犧牲個人的創造力和活力來滿足整個社會穩定和諧。

　　當然，這種思維定勢日本、韓國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一來這些國家的政治環境和我們不同，二來他們有專業精神，有對細小進步的執著，所以即便它們產生不了美國式的激進創新，但可以使學習和創新成為企業員工集體性的日常行為，而不再是工程技術人員的專門工作，從而產生漸進性的創新。

　　中國投資給軟件產業的人力、物力、財力遠大于美國的微軟公司，可為什么中國搞不出Windows操作系統？1980年代中國的計算機無論是軟件技術還是硬件技術，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并不大。人家有8086、單片機，我們也有8086和單片機，人家有PC-DOS操作系統，我們也有，國人還編寫了UC-DOS，把人家的東西成功漢化。中國人甚至成功研發出中文文字處理系統WPS。可是20年過去了，距離越拉越大。這是為什么？權力本位的文化缺乏對創新精神的尊重和鼓勵，恐怕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內需方面，內需其實不用“拉動”�！皟刃琛比巳擞校�關鍵在于口袋里有沒有錢，有點錢了敢不敢花錢。長期的低工資與低社會保障政策使人們不敢消費。

　　近年，中國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總額有所增長，但這部分出口大多是外資企業創造的，10年中，工業機械的出口總額增長了20倍，而其中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從35%躍升到接近80%。同時，在最能體現附加值的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出口中，外資企業更是達到92%的絕對比例。這就意味著，其中的大部分利潤并沒有留在中國。

　　反觀新近出臺的刺激經濟“十項措施”，除了第八項以外，基本上完全是項目投資。這些投資項目，并不直接惠民，因此最終對拉動整體消費水平的作用有待觀察。其根本出發點只是為了彌補外向型經濟走低造成的經濟放緩的應急辦法，并未著眼于獨立自主經濟的長遠規劃。它所能容納的就業，大體上是外向型經濟企業剩余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不會明顯高于原來的水平。

　　要提升制造業的科技含量，提升內需，顯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一場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反思和變革，而有無改變的勇氣、能否徹底告別行之經年、因循守舊的擊鼓傳花式發展模式，是中國制造業突圍的關鍵。趙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