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的義烏縣調查

    編者按：既不沿邊又不靠海的義烏，為何能迅速崛起？靠的是改革開放好政策，靠的是義烏人勤耕好學及特有稟賦；同時，把握與駕馭市場超常規發展，離不開各級黨政領導的正確把握。黨政有為，是義烏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在姓“社”、姓“資”還爭論不休之時，當有的領導對義烏市場還避之不及之時，正是靠類似董朝才這樣的開明領導默認、助推，才使市場得以順利發展。
　　想寫這篇文章，已有一段長長的時間了，躊躇再三仍沒法舍棄，故不揣淺陋而寫之 。
　　董朝才同志是原浙江省金華地委書記（市委書記）。1985年金華“撤地建市”后不久，到溫州任市委書記。他于2006年2月20日病逝,至今已兩 年多了。這里所寫的是1984年1月15日至25日，自己作為一個年輕記者，跟他（地委調查組）到義烏調查農村商品生產發展情況，并宣講當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幾個片斷。
　　一
　　地委調查組由董朝才書記、地委秘書長丁民（后任金華市政協主席）、地委辦公室秘書小顧（顧北亭，平湖人）等人組成，還有一位駕駛員邵師傅。我則受總編輯趙杰委派跟隨采訪。
　　1984年的義烏縣，已然開放了小商品市場。義烏縣委面對發展農村商品生產中的新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一不怕，二引導”的領導方法，實事求是，勇于創新，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發展社會主義農村商品經濟”的熱情。但社會上懷疑論者依然不少。這對當時的義烏縣委，特別是謝高華書記以不小的精神壓力。記得是在縣府前的招待所內，董朝才同志、丁民同志與謝高華同志約定了調查的方式：由于春節臨近，縣里工作特別忙，老謝你就忙自己的，請縣委辦或農工部的同志陪一陪，領領路就行了。就這樣，10天時間，謝高華同志只陪了三四天。
　　農歷臘月，雨雪交加，路面泥濘不堪。一輛黑色上海牌轎車、一輛吉普，地委領導帶領我們，南到毛店，東到廿三里，西到杭疇，北到蘇溪、大陳，艱難地幾乎跑遍了義烏的山山水水。
　　董朝才同志是農村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作為一位地委書記，他沒有一點架子，與農村干部、農民交談片刻，很快就會讓人有一種水乳交融的感覺。他可以坐在穿堂風“嗖嗖”刺骨的地方，與農民一聊就是一小時、半小時。話題則緊緊圍繞商品生產的現狀、困難、解決的可能等方面。他對農村、農民、農業實在太熟悉了，而且將此與中央一號文件的宣講結合在一起，讓農民聽了還想聽。
　　在讀大學當記者前，自己也在義烏老家當了10年農民，但聽了他對“三農”問題的深刻見解，我感覺自己這方面的知識是少得如此可憐！
　　1984年初的義烏農村，經濟條件一般，道路建設還沒起步。雨雪天，大家常常要在泥濘的小路上跋涉，一天到晚，鞋子甚至褲腿上都被泥水、雪水打濕。但我感覺得出，董朝才同志對義烏農村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是很為滿意的。因此，每天回招待所，雖然都冷得夠嗆，但他與丁民同志總是喜笑顏開的。
　　只有一天，為了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他很生氣。
　　那天，謝高華同志也在。雨雪中某鄉政府，一年輕的鄉黨委書記在招待地、縣委領導。端著茶杯，董朝才同志笑容滿面地一一問及全鄉人口、土地、種植狀況及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現狀等。結果，這年輕的書記也許不太熟悉全鄉情況，不是以“這由鄉長分管”，“那由副書記負責”，就是以“這是副鄉長分管的”作答。董朝才同志很快沉下了臉，嚴厲問道：“你是干什么的？……”謝高華同志也嚴肅地予以批評……加上丁民同志的批評，只見一會兒時間，那開始躊躇滿志的年輕書記就滿臉通紅、滿頭大汗了。那可真是大冷天啊！地、縣、鄉黨委“一把手”如此相聚這一幕，到如今仍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顯現！只是，現在的人們也許已經看不到這樣的場景了。
　　在義烏10天，地委調查組訪問了20戶專業戶、重點戶，19家社隊企業和家庭企業，5個專業鄉和兩個專業村，并分層次召開了4個座談會。
　　二
　　熟練運用新聞工具，為黨的事業服務，我們黨有許多的頂尖高手。當記者前，我就多次讀過毛澤東同志那些膾炙人口的新聞作品，并從中受益良多。而在董朝才同志身邊的這些天，自己則認為真正得到了言傳身教、切實感受到了黨的領導 干部運用新聞、推動工作的藝術。
　　在義烏跟隨調研10天，寫了一些稿子。經董朝才同志還有丁民同志（他原先就當過報社領導）修改后，見報的稿子上，沒有一處有他們兩位以及謝高華同志的名字，更不見“強調”、“指出”、“要求”等等字眼。
　　1984年1月17日中午，董朝才同志到田心火腿廠調研，聽了經驗介紹，看了現場，他很興奮，作了許多指示。田心火腿加工業早在前清時就已出名，道光年間相當興盛，名揚蘇杭。我根據現場采訪，花一晚上再加次日中午休息時間，寫了一個長篇通訊。董朝才同志仔細看了，說：“不錯，但還是消息快！把寫我的全部去掉！寫好后，我來寫編者按。”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改寫消息，大約將2000字的通訊改成了不到600字的消息。他又一次審閱后，提筆就寫下了“編者按”：“田心火腿名揚四海，供不應求。近年來加工數量有所增長，但仍沒有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一條重要的教訓是獨家經營。田心火腿的恢復生產，開創了多渠道加工生產火腿的新局面，是十分可喜的。它的逐步發展，必將使我區的傳統產品‘金華火腿’真正成為優勢產品而占領市場，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這“編者按”與消息就由自己電話口授回編輯部，刊發于1月22日《金華日報》一版頭條。后來我才知道，金華火腿的注冊商標證書早幾年就被省食品公司非正當持有，長達20多年的火腿商標之爭已經開始。
　　就在當天下午，地委調查組到赤岸鄉酒廠調研。姓金的鄉長介紹說，酒廠從1979年創辦起，產量年年增長，還在根據市場要求試制藥酒“丹溪酒”，但由于煤、糧食等原料均是議價買進，而平價賣出產品，企業困難很大。丁民同志就問：“以糧換酒為什么不搞呢？”答曰“不讓搞”。董朝才同志說：“我想個辦法，可以搞代加工。農民挑糧來，我把酒給他，就講代加工，不講換……”
　　當年1月20日，地委調查組與義烏縣委聯合在義烏縣稠城鎮召開了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座談會。15位代表提前聽取董朝才同志宣講了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與萬里同志的講話精神。沙發專業戶、服裝技術培訓專業戶、柑橘專業戶們的發言，止都止不住。“窗外白雪紛紛揚揚，室內議論熱氣騰騰”，這是我寫的消息中的一句話。就是這樣一個座談會，領導的名字也一個沒出現，有的只是有名有姓的專業戶（短消息中就寫了三人：吳德鏡、陳愛巧和朱志清）聽取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打消疑慮后的羞澀與興奮，和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決心。
　　大陳鄉服裝技術培訓專業戶陳愛巧幾年來已為當地服裝廠培訓了500多學員。消息中寫道，“地委負責同志重讀了文件中有關雇工問題的規定，對她說：‘你一不是雇工，二沒有剝削，你給她們傳授縫紉技術，這是職業學校的性質。你的學生都進了工廠，這是你對國家和集體作出的貢獻。’陳愛巧不好意思地笑道：‘這一下我就不怕了。昨天，鄉干部通知我參加座談會，我還問他不去可不可以呢！’大家都笑了起來。”是啊，誰能想得到， “中國襯衫之鄉”大陳鎮如今每天可產襯衫60多萬件，2006年服裝工業產值就達40多億元！
　　就在那個會議上，董朝才同志說，我們共同學習了中央文件，我們誰都要與中央保持一致。過去有說法，“上面 還好，到下面就走樣”。今天請大家來座談，就是要大家安下心來。今后誰也不能變！如果誰違反了，就告狀去！董朝才同志要求與會的專業戶“千萬別自滿”。他說，我們現在還剛剛起步走。做小商品的還在車站睡覺，沒睡到飯店去呢。以后，還要穿上筆挺的西裝、錚亮的皮鞋呢！
　　他鼓勵在座的專業戶代表“你們別怕！如果有人要批你們，那就先批我們！”他感慨地說：“三十年了，我們一輩子有幾個三十年？一個人真要干點事，就要在第二個三十年干成才好……”（以上論述均摘自筆者當年的采訪筆記）
　　由于義烏農民發展商品生產的熱情噴涌，一路上的見聞太過豐富，董朝才同志親自點題的典型來不及采寫，編輯部先后又派了兩位記者，幾個人一起合作完成了《義烏見聞》五篇，內容涉及農村工業產品展覽會巡禮、小商品生產（如塑料線編織的小蝦、小魚）、農民集資辦廠、農村專業戶發展，等等，滿腔熱情地歌頌了義烏農民的創新創業激情以及他們的一些新鮮的做法，為義烏農村商品經濟發展起到了小小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年7月，董朝才同志點名要求報社報道金華澧浦、嶺下朱供銷社改革的經驗，消息寫好后，他也為消息配上了言簡意賅的評論員文章《供銷社改革要加快步伐》……這樣的情況，那幾年是較多見的，以至于采編人員都習慣了。而我呢，則從中略略學到了領導同志從全局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并努力將其運用到新聞報道　
　　就此以及后來的實踐，讓我悟出了：像董朝才同志這樣的領導，從不要求記者寫他自己如何“強調”、“要求”、“指出”等等文章，而只要求記者寫出他要求寫的與黨的方針路線政策相吻合的，與群眾利益相關的，與基層客觀實踐相符合的，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利的稿子來。我一直相信：這就是“三貼近”，就是新聞工作黨性原則的高度體現，就是關于“政治家辦報”的生動的新聞實踐！
　　如今，網絡等新媒體紛紛崛起，傳媒業發生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而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報人喊時政報道“難難難”。這是事實。 回想起2４年前的“義烏縣調查”，想起自己充滿熱情寫的那些帶有新鮮泥土味的時政報道，我感到了不安。我還是寧愿相信：在努力創新、提升的前提下，我們黨的新聞工作者，還是有極大地可能做好時政報道的
　　三
　　我是于1983年5月 金華日報社公開招考新聞干部后到報社工作的。由于在要聞版（當時叫報社“農村組”）要上夜班，早上都起不來，加上與地委辦秘書小顧談話又投機，一來兩去，常常到凌晨才睡覺。但董朝才同志不一樣，他天天早上到室外晨練，雨雪天也不停，而且回來后就敲拍我們的房門高聲叫道：“兩個小懶鬼，快起床了！”搞得我與小顧怪不好意思的，于是趕忙起床，于是，晚上就早睡，壞習慣也改了不少。
　　每天中飯，地委調查 組一般在鄉下吃。天冷，吃得肚子都冰涼冰涼的，而在招待所用晚餐，則有四到六個菜，素占2/3，葷占1/3。縣委領導也難得來陪吃飯，最多的還是縣委農工部的領導，不過也才幾次。一般而言，就我們這幾個人吃。 董朝才同志喜歡喝個幾兩義烏米酒。他最喜歡的莫過于“義烏頂陳”了：慢悠悠地喝，有滋有味的，而且不時講幾個笑話，讓我們幾個年輕人聽聽。20多年了，遙想這樣的情景，仍像一首溫暖的歌在心頭回蕩……
　　地委調查組的報告最終發表在1984年2月9日《金華日報》上。標題是一個結論，更像一個宣言：《農村經濟正處在歷史性轉變之義烏縣調查》
　　報告指出，義烏縣商品生產的發展，逐漸在稠城、廿三里形成了兩個專業市場，共有固定攤位1280個，每市流動攤販和顧客上萬人，經營品種約2100多種；通過3000人的貨郎擔和4000人的購銷專業戶，將小商品運銷省內外……
　　報告肯定地說：“專業市場的興起……開始形成具有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的特征，它既成為合作經濟的依托點，城鄉經濟網絡的聯結點，又成為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陣地，有利于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董朝才同志主政溫州的日子里，他用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的勇氣，扶持當地民營經濟發展的經歷，聯想到如今義烏市已經向國際性商貿城市大步邁進的經歷，過20多年再讀“義烏縣調查”中的這些話，仍讓人感到那么親切、那么具有啟迪性。（吳海鷗）
                                                          

                                                           200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