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出發地|義烏：四十年間，雞毛上天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出發地|義烏：四十年間，雞毛上天

40年過去，這個不臨山靠海，也無資源和工業基礎的小縣城，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已是中國最富有的縣級市之一。

“嘭——嗡——”

眨眼的功夫，從馬路對面起飛的一架遙控模型飛機已略過橫跨雙向四車道馬路的天橋，向路這一側的高樓群飛來。眼見就要撞上玻璃幕墻，它卻一個急轉彎，靈活地調了頭。天橋上步履匆忙的行人看著遠處的飛機都不自覺地縮了脖子，加快了步子。

路對面就是義烏國際商貿城一區。這個4層樓的建筑占地34萬平方米，聚集了銷售假花、玩具、飾品、工藝品等小商品的1萬多個商鋪。那架模型飛機就是一樓玩具攤位的王牌產品，只要有顧客詢問就要飛上一趟，趕上忙的時候一天可以飛上100多個來回。它飛向的玻璃幕墻高樓群是為了商城發展配套興建的寫字樓，里面有不少貿易和金融公司。臨近的幾幢高樓則是這幾年興建的四五星高檔酒店。

類似的片區在附近還有4個。它們的中心都是商城大樓，相互連接，使得整個國際商貿城的營業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比560個標準足球場還大。樓里的商戶總數達到7.5萬個，幾乎能想到的商品，小到紐扣，大到機器，都能通過它們找到。

看到這樣的景象，可能很多人才會直觀感受到，這個常駐人口還不到200萬的行政縣級市，到底為什么能有諸如“世界小商品之都”、“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之類的名號。

義烏國際商貿城二期航拍圖，國際商貿城共有五期。圖片來源：yiwuhanna
一. 創一代：農民變老板

義烏本地人不怎么講究“國際”、“全球”這些“虛頭巴腦的形容詞”。和他們聊市場，他們講的最多的是市場之于這座城市的重要性，而且說法大致相同，像極了流傳多年的繞口令：“沒有這個市場，就沒有現在的義烏，義烏不靠山、不靠海、沒資源，只有做小商品生意是有傳統的。”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義烏人更愿意親切地喊這個巨型商貿城為福田市場。商城目前的選址所在屬于原來的義烏福田鄉，曾因為和廿三里鄉等地一起在1970年代末辦鄉鎮集市而被熟知。現在追溯小商品市場的歷史，這些集市都可以被算作見證義烏小商品生意傳統的重要標記。其中，廿三里鄉的橋頭門集市還被官方稱作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祥地。

不過，雖叫集市，實際上，那時候只是幾個，最多十幾個貨擔郎，即挑著扁擔的農家商戶，一起聚在縣城的空地擺攤。大家賣的東西也很單一，主要就是針線、板刷、雞毛撣子這樣的生活用品。

大多數貨擔郎——比如現在因為創辦了全球最大塑料吸管廠而被稱作“吸管大王”的樓仲平——還是更愿意挑著扁擔去到更偏遠的農村，延續清朝末年流傳下來的“雞毛換糖”的傳統，也就是用義烏生產的紅糖，偶爾帶一些脂粉針線類的小百貨，換取村里人家的雞毛。好的雞毛回來綁成雞毛撣子換錢，次品則拿回地里埋著漚肥。

“那時候是要說你投機倒把的，”樓仲平從1979年開始做貨擔郎去江西雞毛換糖，那年他14歲，“而且大家也都是農民，要種田，沒有那么多時間，只有農閑的時候才能去挑擔。”

追溯義烏人做小商品生意的源起，可以從義烏“貨擔郎”雞毛換糖的傳統說起。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盡管1978年后，中國社會的改革序幕已漸漸拉開，但是各地落實政策的進度和程度都不相同。以義烏來說，直到1982年，時任義烏市委書記謝高華宣布開放小商品市場，并隨后提出包括“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在內的“四個允許”，義烏人才敢真正意義上做起生意。

而在這之前，不說在縣城擺攤，就是挑著擔遠走他鄉，也頗為需要勇氣，畢竟一不小心就會被打成“投機倒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典型。

所以，和每個貨擔郎聊一聊，他們都會有不少和“打投辦（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斗智斗勇的妙招。進縣城擺攤的要做好隨時挑擔哄逃的準備。而遠走他鄉的稍好點，可以去找工商局辦理“小百貨敲糖換取雞毛施肥臨時許可證”——這是當時義烏政府默許農家商販存在的一種嘗試——但也只能用糖換雞毛而已。

“改革開放其實是給了很多人一個創業環境的穩定性，一個機會。”樓仲平說。

等待已久的機會來了，義烏人的熱情一下子噴涌而出。樓仲平就在之后的十年里，嘗試了20多個行當，擺過地攤、做過有獎銷售、打過鐵、當“倒爺”，也回頭試過把家里的田改成魚塘養魚，再做農民，結果碰到漁網觸電燒傷了三個手指，左手中指至今都不能伸直。直到1992年，他才因為在市場買了個攤位賣塑料制品而真正賺到錢，穩定下來。

現在被人叫作“吸管大王”的樓仲平年輕時曾經做過貨擔郎“雞毛換糖” 圖片來源：樓仲平百度詞條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國際商貿城之前的幾代市場的更迭是這股熱情最好的證明。1982年，第一代市場——稠城市場正式開業，聚集起了700多個商戶，當時不存在攤位的概念，每家商戶拿一塊板，一塊塑料布就能開店。

到了1984年底，第二代新馬路市場開業，商戶數量擴展至2800余家，營業面積也一下子從4000多平米擴大到1.36萬平方米。也是在這一代市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億元，輻射范圍從周邊縣市擴展到整個浙江省周邊。

之后的第三代城中路市場和第四代篁園市場同樣因為商戶的迅速增加而不斷擴大。到1992年，篁園路市場開業，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營業面積已增加到11萬多平方米，商戶數超過1.5萬個，成交額突破20億元，輻射范圍擴展至全國。

而后一年，義烏市政府開始嘗試讓這個蓬勃發展的市場變為中國第一個不由政府主辦的市場。中國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成立。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主辦者由此開始由政府逐漸變為政府控股的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0年間，市場規模不斷壯大，經營自由度不斷提高。這為不少像樓仲平這樣農民出身的創業者提供了致富的平臺。而這群人賺到錢后，他們的創業故事成了親朋好友、鄉里鄉間最愛聊的事。如果說一開始還有很多人抱著觀望的心，害怕做生意仍然會帶來麻煩，那10年過去，害怕的情緒在前人的光環里變成了一種羨慕、向往，甚至是一種渴望。特別是正打當年的青壯年，都迫不及待想離開農田，去到義烏城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第一代義烏小商品市場 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李根福就是其中一個。1994年，他和老婆拿出所有積蓄，還借了錢，湊足5萬元，租了鋪位，去廣州進了貨，開始做賣鞋的生意。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們也換過幾次行業，還去過武漢的小商品市場做生意，但都再沒回去村里務農。現在，李根福50多歲了，依托義烏佛堂鎮做紡織品加工的區塊優勢，有了自己的打底褲工廠，專接外貿訂單，日子過得安穩、富足。這兩年因為身體原因他已處在半退休狀態，工廠由兒子和兒媳接了班。

“那時候我們真的太窮了，可我老婆的表姐因為做生意一個月就可以賺3萬塊，所以你說我為什么會要做生意，”李根福說，“我是借高利貸都要做生意，根本不會想別的。”

這帶起了一個正向循環。當市場因為不斷造就“致富奇跡”，而能吸引到更多的新力量參與市場建設和經營活動中，這些新力量會進一步促進市場的壯大。如此循環往復，整座城市都在快速發展，也就是實現了謝高華在1984年調離義烏前提出的“興商建縣”，以及后來義烏政府提出的“興商建市”的目標。

1985年文匯報刊載的一篇名為《小山溝大市場》的文章，則描繪了另一幅景象。文章提到，除了商販活躍，義烏還興起了2000多家家庭作坊，加工塑料制品的、做針織工藝的 、做鞋的都有。有趣的是，這些作坊往往都有配套的店鋪，形成了所謂的“前店后廠”模式。換句話說，老板們的生意做得更大了，但可能自己也要下廠勞動。

樓仲平在1994年開辦的工廠就屬于這種模式，他用賣塑料產品賺來的錢，買了兩臺機器，喊上老婆和父親，3個人就辦了一個吸管廠，“有了投入，就陷進去了，不能再換行了”。而后，他的鋪子里漸漸只開始賣自家的吸管。

李根福到了2002年前后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作坊。他當時在市場主要銷售果凍蠟燭，所以不需要買機器，只是進了些原材料，找來幾個工人，一晚上就能做出第二天白天要賣的貨。

從某種程度上說，義烏小商品市場能迅速超過包括歷史更久的武漢漢正街小商品市場在內的全國其他市場，成為行業領軍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義烏有了這樣前店后廠的模式。這個模式不僅使得義烏的小商品在物流和采購環節成本大幅縮減，有了更大的價格競爭力，同時也讓商戶們所從事的買賣逐漸穩定，便于商家自身及市場整體規模的后續擴大。此外，前店后廠讓生產到銷售環節的周期大大縮短，商品流轉效率提高。

1992年8月，義烏小商品市場正式更名為“浙江省義烏市中國小商品城”。圖片來源：義烏發布
二. 創二代：攤位變企業

虞旭丹這樣的義烏“創二代”，從懂事起就知道自己終有一天要接下父輩的擔子。

1975年出生的他，在18歲那年做出的選擇和很多同齡人不同。他沒有考大學，而是高中畢業就直接回家“幫忙”。他現在是義烏博達工藝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在2000年正式接下了家族生意，并創辦了這家公司。

在此之前的7年時間，他先是幫著父親把做了十年開始走下坡路的高端打火機生意結束，轉投彼時正冒頭的電子產品生意。到了1999年電子產品的銷量開始顯現“斷崖式下跌”，他又說服父親，試水工藝品。

和采用前店后廠發家的那部分義烏人不同，虞旭丹家做生意的模式更像是做投資，看重一個產品，便投錢壓注。整個1980和1990年代，中國人的生活里不斷涌現著新鮮事物。想要找到一個能見證完整生命周期的產品，不容易，卻也沒那么難。從高端的廣東打火機到電子表、計算機、長得像BB機的電子鐘等等，虞旭丹的父親都算是抓準了機會，從新興期進入，在衰落期全身而退。

而轉戰工藝品市場，虞旭丹也占得了先機。2000年前后，一部分中國家庭已經完成了一定的財富積累，從解決溫飽和生存問題，開始轉向追求生活品質。工藝裝飾品市場就在這個時期開始起步。所以，當他和父親在廣州的一個電子產品和禮品展銷會上，看見那時候還很不多見的仿玉白菜擺件后，他就動了進點貨試試的心。果然，貨物到店沒多久就全賣光了。

“我們這一代做事比上一代要容易很多，”虞旭丹坐在自己位于國際商貿城一區4樓廠家直銷區的寬敞店鋪里，一邊泡功夫茶，一邊說道，“就像投資，他們那一代更謹慎，畢竟以前沒錢，每一分錢都是一點點賺來的血汗錢，要投出去，會想很久，而我們這一輩就會更大膽。”

在賣了一陣子仿玉白菜，認識了一些供應商后，虞旭丹開始嘗試以買斷的形式，把一些最新的產品貨源掌握在自己一家手里。為此，他試過給一個初次打交道的小工廠一筆打下50萬定金，買斷了該工廠開發的大象、貔貅等擺件。

“那時候的50萬也不是個小數目，而且又是第一次接觸，萬一老板跑了，或是沒法按時按量交貨，風險很大，可我當時和我爸說了，要試一次，不然我們在展會上看到的貨，別人也肯定能看到，就算最早進貨，別人很快也能跟著賣起來，始終沒有任何優勢。”虞旭丹說。

同質化競爭是困擾義烏幾乎所有小商品從業者的問題。尤其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市場后，當時的政府管理部門有意識地開始“劃行規市”，也就是讓相同行業的商戶聚集在一起，形成規模效應，方便前來采購的客戶。這讓商戶和商戶間的直接競爭變得更加白熱化。虞旭丹家店鋪所在的春江路就是第四代市場配套的其中一條專業街，電子產品和禮品商戶聚集。當虞旭丹開始賣仿玉白菜沒多久，同條街上有四五家鋪子也開始賣起了差不多的產品。

所以除了壟斷式采購，虞旭丹在2006年又投資辦了工廠，招募了設計師團隊，開始開發自己的產品，以進一步增強競爭力，鞏固市場優勢。他那張泡功夫茶的茶桌邊上擺著的許多新中式擺件就是自己工廠生產的產品。目前，他把工廠規模控制在五六十人，可以為他那個有兩三個普通店面大小的店鋪提供70%的貨品。

不夸張地說，從創辦工廠的那一天起，虞旭丹為家族生意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篇章。而這樣的成就是所有第一代義烏老板們都期待自己孩子能實現的。

類似的仿玉白菜是虞旭丹剛進入工藝品行業的那幾年主要銷售的產品 圖片來源：中國供應商
黃文龍正是在這樣的期待中長大。不過，不像虞旭丹覺得一切“順理成章”，黃文龍把“接班”看成一種自己作為獨生子的盡孝之舉。當被問及有否想過其它選擇，他的回答透露著滿滿的無奈，“想這些沒有意義，還能怎樣，身邊的人也都是這樣。”

于是，2004年，在浙江大學學了四年商業管理后，黃文龍也走了一條義烏商人子女的常規人生路徑，進入父親創辦的義烏五環印刷有限公司，開始從商生涯。這一年，除了適應和熟悉自家工廠的管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為公司引進ISO9001認證。

“那時候說白了就是個作坊，而做質量認證是最快將公司正規化的一種方法。”黃文龍解釋了進公司先搞定ISO9001認證的原因，“很明白的一個道理，企業要做大，離不開制度化、正規化。”

黃文龍父親最早靠在義烏小商品市場賣年貨掛歷起家，之后在義烏市政府“以貿促工、貿工聯動”的政策號召和鼓勵下，順勢了開出了印刷廠。在黃文龍進入工廠時，廠里的主營業務是為小商品生產加工外包裝。工廠算是小商品市場延伸出的下游產業，生意好壞與市場行情高低直接掛鉤。

不難想象黃文龍這位空降兵的改革會遇到多大的阻力。廠里一位跟著他父親許多年的“老人”就多次表示了對于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花架子”的不看好。大多數工人還都不識幾個字。這都讓制定、落實和貫徹規章的過程變得著實不易。好在，那一兩年印刷廠生意不錯。忙到做不完的訂單，讓廠里沒人能有心思和精力去爭論質量認證的必要性。耗著耗著，制度建起來了，認證也完成了。

“實際上，到后面幾年，訂單量一下子變多，管理上的一些問題就顯露了出來，還好之前已經因為質量認證建立了體系，員工也適應了這套體系，所以很快就度過了那段混亂的時間。”黃文龍說。

印刷廠業務的順利展開也給了黃文龍尋找新商機的空閑。2006年，黃文龍正式獨立接管公司后，便開始捉摸著要為公司找一個不容易被取代的競爭優勢。2007年，通過廣交會，他“以對方不可拒絕的好價格”連機器帶工人買下了此前由外國公司壟斷的一種特殊塑料薄膜技術——彩虹薄膜技術。圣誕賀卡上那種亮晶晶的薄膜就是彩虹薄膜。現在，這個技術曾為了黃文龍公司里與傳統印刷業務并重的新增長點，2015年時，就為公司創造過年收5000萬元人民幣的業績。

值得一提的是，黃文龍算是趕上了一個好時候。整個1990年代，加上新世紀的頭十年，中國印刷產業都在上升期。這背后有中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小商品內需旺盛，從而帶動下游產業也蓬勃發展的原因。

另一面，來義烏做生意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市場里的商戶們開始接到越來越多的外貿訂單。由此產生的生產增量也拉動了黃文龍工廠的業績。當然，他自己也需要接觸越來越多的外國客戶了。

黃文龍與創業團隊在一起 圖片來源：《見證新力量》
三. 外國人變義烏人

約旦人穆罕奈德不是最早來義烏的那批外國人。準確地說，他是聞風而來。

“我聽很多客人都說義烏有很多阿拉伯人，我可以去那里開一家餐廳，所以就來義烏看看，看完我就決定開。”當時，穆罕奈德在廣州幫助自己的叔叔打理餐廳。他說，他從小就有一個經商夢，想做老板，而來到義烏考察后，他覺得可能機會來了。

穆罕奈德離開約旦是在1996年。那年他18歲。他和父親一起去到了荷蘭，找到一家制衣廠打工賺錢。兩年后，父親回了約旦。而他不想回去。所以，在得知遠在泰國開阿拉伯餐廳的叔叔那兒缺人手后，他就立刻啟程去投奔叔叔。

“我在荷蘭一個人太孤單了，想和家人在一起。”約旦頻繁的宗教生活，加上來自整個社會親緣關系的束縛，讓他不想留在約旦，“太不自由了，今天一個葬禮，明天一個葬禮，你都要去，我想要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就像我現在這樣，想上班上班，想休息休息，想見人就見，不想見的人就能不見。”

1998年，他到達泰國，開始在叔叔的餐廳幫工。餐廳的客人主要是去泰國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從客人口中他得知，中國成為了阿拉伯商人們的新目的地。而從餐廳客人的流量，他也注意到，來泰國的阿拉伯人正在變少。

這才有了2000年，他帶著叔叔去廣州考察，后來開出了餐廳。因為泰國的生意還需要有人顧，所以叔叔在廣州那家餐廳主要負責投錢，而管理的任務就落在了穆罕奈德身上。這也為他2002年在義烏開出自己的餐廳打下了基礎。

穆罕奈德來到中國的這兩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中國正式加入WTO。而義烏本地也有了一個大變化：2002年，國際商貿城一期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與此對應地是入境義烏的外國人人數自2001年起逐年都有大幅度增長：2000年，入境義烏的外國人僅為3797人次，可到2002年，來義烏的外國人就有了3.12萬人次，一下子翻了近10倍。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每年入境義烏的外商人數已達26.6萬人次。

這些變化的數字意味著除了義烏小商品的外貿成交額可以不斷創新高，這座城市還可以產生許多新的就業和創業機會。穆罕奈德趕來開餐廳是其中的一種。實際上，正是從那幾年開始，義烏還有了洋醫院、國際學校，連高鐵車站出口都有了外國人入境登機窗口，義烏市政府甚至還出資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免費向信徒開放。

最多興起的還是外國人開辦的外貿公司。這些外貿公司，因為老板有語言和文化優勢，幫助了許多跨境商人與中國商戶牽線搭橋。

穆罕奈德在2008年也開了這么一間公司，主要幫助阿拉伯國家的客人聯系義烏的水煙制造廠商。最初，他的客戶都是去他餐廳吃飯的客人。慢慢地，朋友推薦朋友，貿易公司的客源變得穩定。看準了這兩年“一帶一路”政策所會帶來的新機會，他還準備在最近兩個月開辟一個獨立的商品展示廳，慢慢從貿易公司的角色轉變為廠家直銷商，以獲得更多的利潤。

“我已經選好了產品，展示廳也裝修得差不多了，不過我現在不想說更多，要是我說了別人知道了先做了就不好了。”穆罕奈德用中文流利地介紹著自己的經商思路。看得出來，他已經很熟悉義烏，也懂得這里的生存規則。

從2000年初到中國至今，穆罕奈德通過和中國人的交流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他還娶了中國媳婦兒，把家安在了中國。雖然現在他的讀寫能力不行，這方面相關的工作需要雇傭本地員工完成，但他普通話表達能力已經十分出眾，還能說點類似于“不搭嘎（沒關系）”之類的本地話。

憑借著這種本事，他獲得了頻繁和當地政府部門以及市場管理層接觸互動的機會。他曾經擔任過國際商貿城外商糾紛調解員，也成為了各種外商大會上需要上臺發言的常客。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講話中，甚至點名介紹了他，把他稱作“中國夢和阿拉伯夢的完美結合”。

“這件事情真的讓我覺得自己更愛中國，更愛義烏了，因為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但是一個國家的主席竟然能知道我。”穆罕奈德說，“不過我會愿意留在義烏還是因為這里包容、安全，是我看著他一點點從小變大，慢慢變好的，我即使離開一陣子，把家人單獨留在這座城市，我也會感到安心，這不是所有城市都能給我的。”

現在，穆罕奈德和老婆及兩個兒子一起生活在義烏。兒子們都在當地一所本地學校就讀，和義烏孩子一起學習。老婆一家人也常來義烏小住。最近，除了忙著展示廳開幕的事，他的餐廳也沒有荒廢，而且還擴大了營業面積，改了名。

餐廳的新名字叫貝迪。在阿拉伯語里，貝迪同音的單詞意為“我的家”。

穆罕奈德 圖片來源：穆罕奈德
四. 小縣城變新都市

義烏不光是穆罕奈德的新家。

按照2016年的官方數據，義烏市的常駐人口有197.8萬人，其中非義烏市戶籍人口數量有近120萬人。他們中更多人來自其它省份城市。

郭振榮，江蘇無錫人，就是這120萬分之一。2005年他從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取得應用科學系博士學位，2009年帶著數碼印花技術來到義烏創業。

在選擇項目落戶地時，郭振榮考慮過自己的家鄉，也看過浙江省省會杭州的下沙經濟開發區。最終選擇義烏，一是看中義烏佛堂鎮已有成規模的紡織企業群，二是在接觸了一些義烏紡織業的老板后發現，這里有一群老板表現出了對于新技術的需求——盡管市場前景還不明朗，但他們已愿意花上幾百萬的錢買入機器。

“我當時看都會覺得是不是風險太大了。”郭振榮說，“所以最后選擇義烏，我主要就是看到了能在這里快速推廣技術的機會。”

和做生意選行當時候敢冒險一樣，當新技術擺在面前，義烏人同樣有勇氣和自信。看看電商在義烏的發展，也能看清楚這一點。

2003年，淘寶創立。這之后，中國人的消費習慣被一步步改變。義烏的小商品商家們也慢慢感受到了電商的威力。最直觀的一些變化是來商城的客戶似乎變少了，許多商家的業績表現受到沖擊。

不過，這種沖擊持續的時間不長。因為很快，義烏開始嘗試把自己轉化為一座“電商之城”。

商家們自發的努力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虞旭丹、郭振榮都開了網店，黃文龍甚至投身了以電商為契機的互聯網創業大潮，2012年，他開始做一個專為義烏小商品商戶連接跨境電商的中間公司。

義烏的第一所大學——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則在2009年專門成立了電商創業學院，希望以此來帶動義烏的電商潮流。同年，該學院的學生就聚集在學院不遠處的義烏青巖劉村開啟創業路。到了年底，青巖劉村已有120家網店。根據2014年底的統計數據，這個村子的網店數量在當年突破2800家，創造的產值達到35億元人民幣。現在，這個電商學院和青巖劉村的存在，已成為不少外地人想到義烏闖一闖的新理由。

義烏人敢闖的個性讓整個城市表現出了一種包容性，也因而有了對更多種不同人才的吸引力。不光是做小商品生意，電商創業，又可能是像郭振榮這樣帶著新技術的人才正找試驗田，還有那些想投奔明星企業，比如樓仲平的雙童吸管的人，都是義烏歡迎的，也想要留住的。

郭振榮 圖片來源：《見證新力量》
這種對人才的渴求從政府工作層面也能看出。

拿郭振榮這樣的海歸人才舉例，除了浙江省的“千人計劃”做支撐，他的創業過程也得到了義烏市各級政府的支持。比如，他曾在創業前期遇過廠房斷檔，老廠房到期，新廠房還不能搬，在空檔期的4個月，他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費過度廠房使用權。

而登錄義烏市政府官網，一眼就能看到首頁的導航欄里有一個叫“人才引進”的按鈕。這個鏈接對應的是義烏各行各業的實時人才招募信息。從這些信息中不難看出，義烏的企業現在需要包括設計、技術、環保、創新的各類專業人才。

“義烏本身是很缺人才的，而現在企業要發展就需要去找人才，”虞旭丹提到了這兩年他的工藝品轉型升級時遇到的難題，“我現在的設計團隊不少人就是從廣東的公司挖過來的，過去他們不肯來義烏這樣的小地方，但這兩年這個狀況有了改變。”

這背后是義烏企業從粗放式增長迫切向集約高效增長轉型的現實。當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被興起的東南亞勞動市場追趕，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回報，義烏的企業必須在其它方面找到優勢。

樓仲平早在2002年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了提高利潤率，他放棄了有價格話語權的大客戶，轉而集中發展小客戶。同時，他在雙童內部建設雨水收集器，垃圾廢料回收，實行節能減排。這一系列動作都遠遠早于其它同行。

雙童的雨水收集系統每年可收集雨水6萬多噸，基本滿足雙童全年用水的70%的需求。 圖片來源：樓仲平
“義烏總是走在浪潮的最前面，所以義烏的企業總是最先被浪潮影響，”黃文龍的印刷企業同樣在轉型中，他精簡了客戶群體，并將服務每一個客戶的流程拉長，以期從設計、生產多個環節找到利潤點，“那前幾年的那種粗放的模式肯定是行不通了，現在我們要去嘗試做一些小而美的事了。”

說話的時候，他的語氣里還是透著那股子義烏人特有的闖勁。挑戰擺在面前，但誰知道這不會是下一個可以抓住的機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