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雙十一”過去,于個體而言只是一次購物車的清空和積攢多日的購買欲釋放;于商家和平臺而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戰役和狂歡;于上下游的各行各業而言,是一次聯合行動和保障。電商對于當今的中國,已經不只是帶動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的那幾個百分點,而是對整個社會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重塑與重構。
這種重塑與重構,深入到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在有著“世界超市”之稱的浙江義烏,電商從業者和外國人的集聚,對這里的城市管理和軟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雙十一”成交額最高的西部縣四川郫縣,當地的服裝廠老板們正思考著向“淘寶村”的艱難轉型。電商對于中國縣城的改造,成為我們觀察區域經濟的一個有趣切口,這些鮮活的景象,共同構成了一個“購物車里的中國”。
導讀
一臺電腦、一根網線,就當起了老板,這是義烏流行的一句話。既有實體的攤位,又有淘寶店鋪,這幾乎是多數義烏商家的標配。從全民經商,到全民電商,非常順理成章。
11月22日從上海虹橋出發途經義烏的一班高鐵上,一等座車廂坐滿了拎著大箱小箱的外國人,他們都在義烏下站,目的是采購圣誕節禮品。
作為“世界小商品之都”,這樣的現象在義烏早就司空見慣。遇到大的展會或是一些重要的采購節日,這里更是擠滿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商人,所有的五星級酒店幾乎爆滿。
今年天貓發布的“雙十一”全國各縣成交額排行榜顯示,排名前十的縣城中有八個分布在江浙滬“大包郵區”,其中義烏位列第二,這一排名已持續三年。阿里研究院公布的2017中國淘寶村及淘寶鎮名單顯示,全國超過2100個淘寶村中義烏占113個。
這些榜單的背后是義烏涌動的電商新經濟浪潮,線下的龐大市場奠定了線上交易發展的基礎,線上線下渠道的融合在這里水到渠成,2010-2016年,義烏電子商務貿易額增長了逾六倍。
“雙十一”過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走訪了義烏的電商村、電商創業園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發現,這里幾乎全民皆商,電商改變了商家的營銷方式,縮短了供應鏈,帶動了配套的產業以及餐飲、酒店、旅游等服務業,更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思維方式和生活理念。
義烏樣本也是全國縣域電商發展的一個縮影,有其特殊性,亦有其普遍性。但正如受訪人士所說,盡管商業文明發達,但義烏的城市軟環境與大都市還有較大差距,在吸引人才方面有著先天不足;外來創業者、務工者的大量涌入對當地的城市管理也提出了很大挑戰。
網紅村的蛻變
下午4點左右,站在青巖劉村的主干道上,一輛輛滿載貨物的卡車來來往往,這是村子里每天最忙碌的時刻,各大小商家的貨物從這里運往全國各地。在馬路邊的一些店鋪里,店員和快遞員正在忙著打包裝車。
自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并稱贊其為“中國網店第一村”后,青巖劉村徹底紅了。該村接待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自總理來過后,慕名而來的參觀團數不勝數,從政界到商界到媒體,都熱衷于到傳說中的“總理街”走一走。
綠瓷貼墻,柏油鋪路,道路寬敞,樓房整齊,很多墻上都寫著“中國網店第一村”幾個大字,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青巖劉村看到的景象,很難想象這只是一個村子,更難想象12年前這里只是義烏城郊結合部一個“臟、亂、差”的落后農村。
早先,青巖劉村以務農為生,后因義烏江對岸的小商品市場的發展帶來了大量的外來務工者,而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給當地人帶來了直接的租金收益,也帶來了亂搭亂建、污水直排等基礎設施問題的暴露,鄰里糾紛不斷。那時的青巖劉村,是義烏的“問題村”。
“2005年舊村改造是因為現實中很多安全、衛生、基礎設施問題所迫,2008年重點打造電商是因為市場搬遷造成村里的房屋出租困難所迫,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并沒有說要打造‘網店第一村’這么長遠。”青巖劉村黨委書記毛勝平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到2015年,青巖劉村的互聯網從業人員超過2.5萬人,聚集了3200多家來自全國各地創業者開出的網店。而這些人,都“隱藏”在村子里那些普通的樓房里,多數就三五個人,甚至很多就是夫妻店、父子店。
村子經過改造后的一幢幢新式樓房,都被當地人稱為“四層半”建筑,即每家每戶三層宅基地改造成四層到五層,房東留頂層居住,將一至四層出租給各個電商,每層五六十平方米,囊括了一家電商所有的半成品加工、運營、客服、倉儲、打包等各個環節。
在青巖劉村,這一層的租金就在一年1萬多,意味著一幢房子四層年租金能達到五六萬。
毛勝平指出,和過去相比,電商的匯聚不僅提升了當地的租金水平,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租客的人員結構,“過去是務工者,現在是創業者、經商者”。
同樣的情況正在義烏其它街道不斷被復制、創新。比如北苑街道的春晗二區電商村,市場監管所數據顯示,以“電子商務公司”的類型注冊營業執照的電商企業達580家,再加上貿易、股份等其它類別的電商,至少有650家。在整個村里16-60歲具備勞動能力的人群中,電商從業者的人數占比在90%以上。
春晗二區從事泳裝批發和零售的朱女士一家,既是房東,又是電商老板。地下車庫作為商品的倉儲地和物流的分撥點,樓上則作為日常運營和辦公場所。每到泳裝銷售的旺季,十幾個員工一天能夠完成上千個訂單的派送,銷售額達到10萬元。
“我負責電商的管理,我爸負責線下批發,十年前我爸在義烏小商品市場上有個攤位,現在我們第二代借助互聯網技術手段對商鋪實現了更好的管理。”朱女士表示,如今朱家的業務范圍擴大到了線上的阿里巴巴、天貓等平臺,明年還將入駐京東等。
依托龐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電商的興起似乎水到渠成,而電商村的產生又烙上了浙江“村村點火”的塊狀經濟烙印,但和塊狀經濟不同的,電商村里的業態五花八門,而不是以某一種產業為代表的同類企業的集聚。
從全民經商到全民電商
一臺電腦、一根網線,就當起了老板,這是義烏流行的一句話。
既有實體的攤位,又有淘寶店鋪,這幾乎是多數義烏商家的標配。從全民經商,到全民電商,順理成章。
受訪者們都表示,在這座城市里,除了老人小孩就是商人,隨便一個政府的公務員、企業員工或是的士司機,家里都有著不小的生意,而他們中的多數都有著自己的淘寶店鋪,吃個飯、逛個街的時間,手機一操作可能就是幾筆訂單。
據統計,截止到2016年底,義烏從事電商行業的共有約25萬家,銷售額達到了1770億。
在浙江省商務廳公布的《2017年度浙江省電子商務專業村(萌芽村)名單》中,義烏江東街道青巖劉村、福田街道荷葉塘村、稠江街道龍回村、廿三里街道下朱宅村等88個村入圍,比去年增加23個,入圍數量占全省的12.5%,金華的51.4%,位列全省縣級市第一。
然而,電商村只是他們的起點,發展到一定規模后電商園區便成為他們更好的選擇。
北苑街道澤宇電商園的安朵國際有限公司就是這樣的一個樣本,從起初在村子里的“六間房”、“夫妻店”,到入駐園區后年銷售額超過7000萬的淘寶TOP5黑馬企業,只用了6年時間。
安朵的創始人王勇財,只是江西贛州草根出身,他和太太最早在深圳做敦煌網的銷售和業務員,在身邊朋友的帶動下開始從事跨境電商,因為貨源多數在義烏,2011年他們從深圳搬到了義烏的凌云六區。
如今,安朵已經在前端和后端都建立了系統化的管理模式和智能倉儲系統。“雙十一”當天,從安朵公司的倉庫發往全國各地的包裹達7萬件。
瀾藍匯運營副總裁、農創園負責人凌陽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園區給予企業更多的配套服務,“園區都有專門的項目組負責,對入駐企業進行管理,還會負責線上平臺的推廣和線下產品的對接。”
截至2016年底,義烏共有電子商務園區28個,建筑面積達200萬平方米,已連續三年位列“中國電商百佳縣”榜首,獲評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創業25佳縣第一名,并成為唯一獲批創建國家電子商務示范城市、開展縣域電子商務大數據應用統計試點的縣級市。
電商的集聚也帶動了相關的包裝、耗材、倉儲、物流等下游產業的集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走訪發現,不論在電商村還是園區,產業鏈條上的配套都可以在周邊甚至樓上樓下的鄰居中找到。
尤其是物流方面,小企業的抱團不僅成功獲取了快遞公司的配送,而且政府也幫他們爭取到了議價空間。青巖劉村網商服務中心電商服務主管葉丹鳳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們中心和快遞公司談下來的快遞費在3元錢左右一單,而個人需要5-6元,遠的省市還要到10元左右。
“義烏的快遞費每單比杭州低0.5-1元,比上海低1-1.5元。”凌陽指出,這些都成為吸納外來經商者的重要因素。以春晗二區電商村為例,那里的物流公司有18家,針對國際貿易運輸,不少物流公司還開通了俄羅斯專線、日韓專線等國際專線。
此外,服務于電商運營的貨貸、金融、營銷、攝影、設計、法律類的咨詢培訓公司也配套發展了起來,這些在電商村、電商園區都隨處可見。
“發展制造產業要有上下游產業鏈,產業鏈越長越深,越不容易遷移。”義烏市電商辦常務副主任王紅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一天不用花現金的縣城
電子商務是對外呈現的方式,這種方式對當地生活的改變卻是多方位的。
對商家而言,電商的出現縮短了產品的供應鏈,也改變了商家的營銷模式,平臺上的預售制更是可以讓企業按需供給,減少庫存,降低企業的現金壓力。
而對普通人群而言,電商改變的是整座城市的生態,包括衣、食、住、行。“一個貿易的城市,一切都是商業化的本質,包括政府的思維也要商業化。”王紅華說。
在青巖劉村,每一幢樓房的一樓店鋪都是全國各地口味的餐館,江西魚頭館、各地燒烤……尤其沙縣小吃幾乎是很多樓的標配。而互聯網帶來的全球商人的涌入,更是吸引了不少外商來義烏開餐館,花餐廳(一家阿拉伯餐廳)、沙巴餐廳等異國風情的餐廳更是成為當地特殊的風景線。
作為一座縣級城市,義烏已有香格里拉、萬豪、皇冠假日、開元等知名酒店品牌,加上錦都、海洋、銀都等本土中高端酒店,星級酒店不下10家。每年文博會、旅博會、義博會、森博會等四大國家級展會及100多場大大小小的展會期間,這些星級酒店都會出現客房爆滿的情況。
這座縣城里的人群對互聯網的接受度普遍較高,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當地一天從打車到吃飯都沒有用到現金支付。
“去小攤吃早飯都可以用微信或支付寶,平時滴滴打車、共享單車、美團外賣等都司空見慣,這里生活細節都與互聯網息息相關。”凌陽說。
正如王紅華強調的,哪怕是一些老農民,也對這些新鮮事物接受度頗高。因而,義烏的網購消費實力強勁也順理成章。今年“雙十一”當天,義烏實現成交額81.3億元,同比增長57.56%,收寄快遞總計2058萬件。
“晝伏夜出”的作息成為這里的常態,商家們一般在上午九點上班,晚上十二點下班,這種生活方式也催生了一大批夜宵餐館和外賣市場。網商聚集的電商村、電商園區是各大外賣平臺爭奪的焦點。美團網市場副總裁吳茂林曾在世界電商大會上表示,在美團的平臺上,義烏在中國所有的縣級市中交易額排名第一。
從過去的線下商貿到如今的電商,義烏的文化在互聯網的影響下越來越開放包容。這座城市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經商者,當地常住人口中外地戶籍超過半數。以青巖劉村為例,本地人口只有一千多人,而外來的創業者有2萬多人,平均年齡25歲。
盡管每個人的背景千差萬別,但他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就是電商。“大家同在飯桌上聊生意,聊電商模式,雖然免不了商業競爭,但大家都愿意分享信息、貨源和相關資源,抱團取暖才能更長遠。”王勇財說。
這種包容開放的風氣也影響著老一輩的經商者,他們也在學習和接納互聯網的營銷模式。
“不管來自哪里,在這個環境中都能無師自通。”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教授賈少華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
“小地方”的煩惱
轉眼幾年間,義烏依托互聯網的力量實現了華麗轉身,開啟了電商行業一路高歌猛進的時代。通過電商,有人淘汰有人晉級,但總體上義烏的實體經濟得到了更好發展。
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1-9月份義烏市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額1378.37億元,同比增長20.13%。其中,內貿網絡零售交易額725.46億,排名浙江全省第一;跨境網絡零售交易額155.61億元,同比增長37.75%。截至2017年9月份,全市經工商登記電子商務經營主體達74082家,同比增長38.8%。
同時,義烏模式也為產業轉型和城市更新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樣本。但許多受訪者表示,在高速成長狀態下,義烏還面臨著諸多的難題,主要是城市的軟環境以及對高端人才的吸引。
賈少華表示,由于目前義烏以中小賣家為主,未來需要提高層次,將企業做大做強,同時還應走品牌化發展道路,而這些都需要高端人才的支撐,“不僅僅是管理,在產品開發、創意設計、營銷、技術應用、數據挖掘等方面專業人才的檔次都需要提高。”
他所在的義烏市工商學院,是最早成立創業學院的高校之一。作為第一任院長,賈少華被當地人稱為“創業教父”,他提出以創業成果換學分,鼓勵學生在創業的同時不荒廢學業。最早的淘寶村都是在這所學校周邊,可以說這是義烏電商起步的源頭。
青巖劉村就是通過和工商學院的對接,將創業學生吸引到村子里開始的。
但受訪的企業主都坦言,一所學校明顯是不夠的,如今的義烏電商企業普遍面臨即使開出高價工資也難以留住高端人才的窘境。對他們而言,工資待遇是一方面,生活環境、文化氛圍、教育質量也很重要。
義烏電商辦副主任王紅華指出,針對目前在軟實力上與大城市的差距,義烏也在不斷嘗試解決。當前,義烏30個園區中,每個園區都會對接1至2所高校,已經與69所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學等名校)建立合作,吸納就業創業人才。很多村里還成立了網商服務中心,每周請來專業人士為電商初創公司免費授課培訓。
而外來人員流動性強、管理成本高,“我們平時對電商的管理比較困難,政府管理部門和電商企業之間信任的建立還是需要一個過程。” 北苑街道經濟發展辦主任朱子斌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此外,由于電商區和居民區已經融合,貨物的倉儲和居民的出行同用一條通道,對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安全隱患。但大部分電商經營的產品輕便小巧,在面積龐大的工業園區中難以找到一席之地,且若強制將兩塊分離,又會阻斷當地村民的房租來源。
十年間,從青巖劉村到全市各個角落,義烏電商已經成為新經濟的一個樣本。但這一切離不開這里幾十年的小商品基礎,沒有幾十年的資源積累,互聯網再通達也很難“無中生有”。
從雞毛換糖到“買全球、賣全球”,再到遍地開花的電商經濟,盡管問題不少,但義烏創新不斷,義烏也成為繼溫州后,浙江又一個市場經濟發展的極佳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