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政府有為不越位  地方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格局詮釋

2007年05月下旬，中央黨校培訓部組團前往浙江義烏等地進行社會調研和考察活動，通過實地考察使我有了很大收獲，下面就對浙江義烏的社會考察談幾點個人體會。

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你買不到。”走進義烏小商品城，才對這句話有了深刻體會，才明白稱義烏為“小商品海洋，購物者天堂”、“人流、物流、資金流的中心，商品的集散地”是再貼切不過。

短短二十幾年，義烏這個內陸小縣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由此產生的“義烏現象”令人琢磨。在與義烏商人的交談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對義烏政府表達深深的謝意，都說，沒有政府的作為，就沒有義烏的今天。這當中透露出一個強烈的信息，義烏政府在義烏市場的發展壯大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剖析義烏政府這些年所走過的行政軌跡，就會發現“堅持政府有為不越位”，是義烏政府始終遵循的執政理念。改革開放之前,義烏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貧困。因此,改革開放之初，當群眾發揮傳統經商優勢,萌發了商業熱情時,義烏政府就放手讓群眾發展經濟。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初期，許多地方還延續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模式,對市場的萌芽,普遍采取勸阻、罰款、驅趕、打擊等“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方式。但這時義烏政府尊重了群眾的意愿,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使義烏經濟得以崛起。

當時義烏若像許多地方一樣“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該作為時亂作為,義烏市場早被“掐”死了。相反,義烏政府在該作為時能作為,提出允許農民進城經商,允許開放城鄉市場等“四個允許”,這樣做在當時是承擔了巨大風險的。正是“四個允許”使義烏抓住了市場發展的先發優勢,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0多年來,義烏7任黨委領導班子牢牢抓住市場建設的主動權,在經濟發展中始終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調控和服務作用,使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有機結合,形成巨大的合力,牢牢把握住義烏的發展方向,使義烏始終朝著正確的目標前進。

有位經濟學家在考察義烏后曾說:“義烏的發展是違背經濟學一般規律的,沒有地緣優勢,沒有資源優勢,最大的優勢是人的因素。但是人的因素可以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變化,也可以促使其向壞的方面轉化。”這話說得有理,凡事決定在人。正是得益于義烏政府在市場發展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能把握好方向,才使義烏市場20多年始終健康向前發展。

市場建成后,義烏政府致力于營造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五代市場,九易其址,推動了市場硬件設施的升級換代；同時致力于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公正透明,協調市場用地、信貸等問題,幫助經商戶解決困難。當市場發育成熟,逐漸暴露出產品缺乏產業支撐的弊端時,義烏政府又適時地提出“引商轉工”,“貿工聯動”,引導商業資本向工業擴展,發展與市場關聯度密切的小商品制造業,變銷售地為生產地,形成了與專業市場緊密聯動的工業產業體系,為市場提供產業支撐。同時組建由政府控股的商城集團,負責管理市場,控制住市場建設的主動權,規范市場攤位的租賃,劃行歸市,實行綜合管理等等。這些舉措有效地保證了義烏市場的健康發展義烏的實踐證明,市場的每一次提升都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調控,經濟的每一次飛躍都離不開政府的決策與服務。

無為與有為都是政府調控市場的手段,該有為時有為，該無為時無為，關鍵是要有為不越位。上世紀90年代,當市場具備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能力時,義烏政府適時退出競爭性領域,實行管辦分離,從辦市場變為管市場,放手讓商戶自由發展,努力做到有為不越位。

義烏深知，規范政府行為，必須在制度設計上遏止部門入市漁利的職務沖動。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從2000年開始，義烏以推行綜合預算改革為核心，實行徹底的“收支兩條線”，全面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形成“一個籠子管收入，一個口子管支出，一個盤子管預算，財政監督全過程”的財政運行機制，徹底切斷“權”、“利”聯系的臍帶。從義烏再看浙江：

浙江的發展經歷了如下四個階段：一是從1979年至1991年，主要依靠民資民力發展農村工業和城鎮小型工業，建立市場網絡，促進民間資本積累、推動城市工業迅速成長的階段。二是從1992年至1997年，大膽深化體制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階段。三是從1998年至2002年，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階段。四是從2003年開始，自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制定和實施“八八戰略” 、建設“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經過這幾個階段的實踐探索，浙江走出了一條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道路。總結浙江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將其基本特征簡要概括為：經濟多元、社會包容、文化創新、政府有為、黨建有力。

1.經濟多元,是指浙江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格局植根于民力，著眼于民生，源自于民為，充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創業精神，全面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多個輪子一起轉，不惟成份看貢獻”，大力釋放各種經濟主體的活力，個體私營經濟、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省內外、國內外多種經濟資源得到綜合運用。“經濟多元”是浙江經濟能夠迅速走在前列的活力源泉。“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本質特征,它促成了浙江經濟“小資本、大經濟”，“小商品、大市場”，“小攤戶、大網絡”，“小企業、大集群”的發展形態。從1978年到2004年，浙江GDP增量的55.7%是個體私營企業創造的。“十五”時期又制定了貫徹國務院“非公經濟36條”、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等政策文件，促進民營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非公有制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其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7.1%提高到65%，2005年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0%以上，外貿出口額中個體私營經濟約占36%。個體私營經濟的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等項指標連續8年位居全國第一。在最新公布的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有203家入圍。“多元”是浙江經濟發展動力資源多元化的真實表現，浙江國有經濟、個體私營經濟以及外資經濟相互競爭、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發展,在個體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浙江的國有等經濟成分也獲得了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外資進入則呈現出“民外合作”新格局。通過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積極作用，借助于日益規范、有序、公正、透明的產權交易市場和制度，浙江較好地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錢從哪兒來”、“人往哪兒去”等問題，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資產監管體系，在市場競爭中培育了一批年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強勢企業，國有經濟獲得了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活力、競爭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到2005年，全省經營性國有資產總量達到2098億元，比改革開放之初增加了42倍，比2000年增長了59%；國有經濟總資產居全國第6位，凈資產居第5位，所有者權益居第4位，利潤總額居第3位，凈利潤居第2位，形成“六五四三二”的前列態勢。2005年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71億美元，累計已達360億美元。

2.社會包容,浙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民眾、企業、社會組織和政府相互理解、合作共贏，各類居民特別是本地居民和外來居民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相互接納、相互包容、共生共榮的行為狀態，社會生活在道德、法律規范基礎上協調運轉的格局與機制。浙江在率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過程中，先行遇到許多社會矛盾。省委、省政府堅持通過發展來解決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著力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利益協調機制和矛盾化解機制，大力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浙江社會包容有序表現在：一是發揚合作與包容的精神和傳統，鼓勵全民創業，發展社會事業，健全社會保障，強化社會包容有序的基礎。一方面鼓勵和支持全民創業、合作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和發展機會，形成了各類社會主體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的良好發展態勢和局面。大力發展各項社會事業，較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構建城市基本全覆蓋、農村大部分覆蓋的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是建立社會利益表達和矛盾化解機制，促進社會各群體、各階層相互包容。有效保護下崗工人、城市拆遷居民、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等群體的合法權益，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生活消除障礙；同時也維護先富人群的合法權益，保護他們發展經濟文化的積極性。政府決策前注重聽取利益相關群體的意見，建立和疏通公民向政府提出意見建議的制度化渠道。通過加強政府的依法管理和教育引導，發揮企業黨組織和工會的作用，大力推行集體勞動合同制度，建構勞資兩利的和諧勞資關系。

三是建立健全社會管理的整合機制，推動社會有序發展。把政府主導與社會自治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良性互動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注重發揮人大、政協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協調中的重要作用，擴大它們的代表性和聯系面。注重推進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和各類社會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協調、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功能，使它們成為反映訴求、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規范行為、維護正義的重要平臺。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和群防群治網絡。大力推進依法治省，建設“法治浙江”，以法律和制度來規范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保證社會有序。

3.文化創新,浙江文化精神的一個鮮明特征，又是浙江建設先進文化的基本出發點。在優秀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在改革開放中發揚光大的“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是與市場經濟內生要求相匹配的文化資源，是浙江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精神動力，是凝聚浙江經濟社會的“粘合劑”，是實現浙江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導航燈”。浙江在發掘自身內在優勢，探究經濟社會發展活力源泉的過程中，提煉出并大力弘揚“浙江精神”，自覺發揮它的經濟創造力、社會凝聚力和文化競爭力。浙江民眾以創業為榮、等靠要為恥的精神風氣，使浙江人“一遇雨露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創造了“溫州模式”、“義烏奇跡”等等。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又面向未來，與時俱進地倡導“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的精神。在此基礎上，深刻認識經濟文化的互動關系和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的發展趨勢，主動承接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任務，大力發展公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自覺發掘、科學運用與大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和“硬實力”，形成全面建設文化大省的新格局。

 “自強、創業”是浙江經濟中“民營經濟”特性的精神基礎。它集中體現為浙江人的自主創業精神和自我發展意識。它使浙江人成功地克服了發展面臨的種種先天不足與瓶頸，譜寫了“千家萬戶齊創業、千山萬水闖市場”的宏偉樂章，鍛造了“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勞精神，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業績。“自強、創業”它激發了浙江人民敢為人先、創新創業的智慧和勇氣，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創業、特別能發現商機、特別能化解危機、特別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優秀品行，也決定了浙江在打造文化產業硬實力的過程中，同樣注重依靠民間力量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發揮廣大民眾的積極性、創造性，鼓勵民間資本投入。

浙江人敢于沖破僵化觀念的束縛，勇于進取，敢喝頭口水，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能有效地發展經濟文化，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和方法，形成了“干在實處、關注細節”的精明務實意識，確立了“不爭論、看一看、允許試”的開明開放政策。而文化建設領域的“創新”則集中表現為，適應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相互推動的要求，改革和創新文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文化形式、內容和載體，打造新型文化產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整合教育、科技、衛生、體育資源，滿足民眾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需求。

4.政府有為，是浙江各級政府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科學定位，依法行政，轉變職能，立足服務，尊重規律，因勢利導，調控有度，效能規范，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正確發揮政府作用，積極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信用環境和法制環境，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服務有為”的關鍵在于政府主動推進自身改革、轉變職能，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的同時，正確發揮政府進行宏觀管理與調控的作用，努力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放手讓市場調節，保證政府工作服務于廣大民眾的需要、服務于市場的健康運行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快速發展、服務于推進現代化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在尊重民眾首創精神的基礎上，按照市場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效能原則，因勢利導，順勢而為，調控有度，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與發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在主要當好裁判員的同時，規劃和投資重大關鍵工程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工程建設。

浙江政府的服務有為主要體現在：一是主動下放權力，讓直接服務于群眾的縣(區)鄉(鎮)政府大有可為。浙江從1980年代開始就實行省管縣財政體制，一度在全國獨樹一幟，同時縣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由省委直管。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浙江三次擴大縣(市)經濟管理權限，做到能下放的權限都予以下放，這一體制增強了縣域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有利于行政決策和管理更加貼近于縣域經濟發展的實際，使政府能更加直接地、近距離地為市場主體提供有效的服務，減少了審批環節，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縣(區)鄉(鎮)政府管理、協調、推動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與效率，為“強縣戰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使縣域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的主力軍，有力地推動了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成為浙江領先全國的重要依托。同時，大幅度減少了行政審批事項。

二是營造軟環境，打造硬環境，努力構建服務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從2003年開始，浙江各級政府將工作重點全面轉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省委省政府相繼提出構建“信用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目標，并制訂了貫徹落實的具體措施，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營造了良好的軟環境。浙江還制訂了“六個一千”建設目標，投入巨額資金啟動和實施了“五大百億”工程，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文化設施條件和生態環境，支持欠發達地區群眾發展致富，打造有助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硬環境。目前，“五大百億”工程已累計完成投資2250億元，新增高速公路1239公里，新增發電機組容量1083萬千瓦，新建高壓電網5000多公里。

三是主動運用間接、協商式行政管理方式，構建效能政府。各級政府重視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讓它們承擔更多的中介協調、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職責，使政府從社會生活的直接“管理者”轉向“間接管理者”和社會治理的“主導者”。各級政府還通過公開招標，將原本由政府管控且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輔助性公共事務，直接委托給有能力的市場主體來完成，不僅大幅度減輕了政府的公共投資負擔，而且提高了投資效率。

5.黨建有力，浙江黨建堅強有力集中表現在：一是改革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努力做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

二是自覺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把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同各項戰略的具體實施緊密結合起來，切實做到黨的各項工作“走在前列、群眾滿意、務求實效”。針對經濟社會發展和黨建面臨的新情況、新課題，注重層層推進。

三是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黨建新路子，提升黨的領導能力和保證能力。針對浙江民間力量活躍、集聚能人和其他各種資源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發展迅速這一現實，擴大黨建覆蓋面和工作效能。針對浙江市場經濟較發達、基層民主較活躍的現實，明確了領導干部辭職經商辦企業的制度，及時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

四是積極培養和吸收各階層先進分子入黨，既重視吸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又積極慎重地做好吸收新生社會階層包括民營企業家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工作，為黨的組織增添新的力量，加強黨對這些社會階層的領導、引導和教育。重視在民營企業中建立黨團組織、工會組織。

通過學習考察和社會調研,將在黨校學習的理論知識、新疆當地實際、浙江經驗以及思想認識相結合，認真研究、分析、總結、歸納，以利在今后工作中熟練掌握和運用，為家鄉的經濟建設多作貢獻！

（作者簡介：作者系新疆喀什地區建設局局長、國際注冊高級建造師、國家二級建造師、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