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溫州商人這樣成長

　　浙商，以其低調、務實、不張揚的性格，被稱為“溫州商人”。30年來，浙商的足跡率先遍布全國各地。據了解，2008年浙商在京經商、辦企業的人數有45萬人，開辦的各類企業達7萬余家。這些浙商分布于北京18個區縣，投資于房地產、餐飲、服裝批發、珠寶、教育等各行各業，并在許多行業都有領軍人物。近年，浙商在京投資已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

　　財富夢想從睡地板開始

　　“30年前我們是晚上睡地板，白天做老板。”回憶起改革初期，北京今日潮流企業策劃公司董事長、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笑容中透著今非昔比的喜悅，透著追思歷史的深沉。

　　據陳俊介紹，浙江人的“微”利是圖由來已久。三四十年前的浙江交通閉塞，人民生活極不富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又一浪高過一浪，可是浙江人顧不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他們認準了“吃飽飯才是真正的主義”，否則就是“空談主義”。

　　于是，許多人從“微”利開始，一分一毛地進行原始積累。“小時候常常看見在我們老家的車站、碼頭等交通要道靠蹬自行車送客的人。那時沒有公交，也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一輛自行車已經足以令人羨慕。”這批人在自行車后座上墊上厚厚的坐墊。每當旅客出站，他們就蜂擁而上，最高兩毛錢的價格把客人送到家。用一年左右的時間賺回一輛自行車，已經是太值得慶賀的事。

　　“從五分錢、一毛錢開始進行原始積累的這批人中，多已經成了大款。10年前，老家溫嶺市就滿大街跑帕薩特和紅旗的時候，北京還是黃面包呢！”見利就走、“微”利是圖的經商理念成就了浙江全世界特有的小商品、大市場，小人物賺大錢的經商格局。削尖腦袋，吃苦耐勞，精明能干，對錢有著非凡嗅覺，這是溫州人的脾性。然而，對股市這個看似最有誘惑力的市場，溫州人卻一直敬而遠之，有著令人費解的“股冷淡”。陳俊說，浙江商人對自己掌握不住、控制不了的行業，絕對不碰。那高高低低的K線圖，遠不如房地產來得實在。

　　浙商開疆拓土的腳步并沒有局限于國內，當年在莫斯科謀生的華人便是廣大散兵游勇式的練攤者，這些人中又以浙江商人居多。幾乎在每一個自由市場都可見到浙商練攤者的身影。莫斯科的冬季來得特別早，9月底便開始下雪，開始漫長的冬季，半尺厚的冰雪嚇不倒浙商“練攤”的熱情。每天，他們早早起床，匆匆吃飯，乘地鐵，趕赴就近的市場，占據有利地形，任天寒地凍、白雪皚皚，一站就直到萬家燈火。

　　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練攤，辛苦不言而喻。幾個鐘頭下來，各個凍得跺腳、哈氣、搓手，依然驅散不了陣陣寒氣。但誰也不愿離開這“發財”寸地，耐心等待買主光臨。

　　年初，一則新聞讓陳俊感慨無限。俄邊境城市為中國商販立銅像，俄羅斯阿穆爾州布拉戈維申斯克的阿穆爾市場旁，樹起了一尊“倒爺”的紀念像。紀念像塑造的是一個男人，一只手拎著大旅行箱，另一只手托著個大盒子，馱在肩上。“倒爺”的腰上還系著當時典型的腰包，人們往“倒爺”的腰包里投硬幣，據說這樣能帶來好運和財富。很多今天成型的公司，都是由當年的“倒爺”建立的。他們往返于中俄邊境城市，在中國進貨，運回俄羅斯銷售。當年的“倒爺”大部分來自浙江，是徹頭徹尾的草根商人。

　　“當時的浙江人為什么要擠破門檻冒險出國，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絕大部分人的心態是：在國外混三四年弄到綠卡或長期居留證，或攢夠錢再以華僑身份風光回國。出國潮最洶涌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極其自信的話，不用擔心，等國內強大了，他們自然會回來。果然，一批一批早年兩手空空奔海外的溫州淘金客帶著大把美元回國投資來了。他們和在國內親屬聯手做貿易，搞投資項目。有的人直接在家鄉做起了項目。如今，溫州擁有豐厚的民間資本，這是原因之一。”

　　如果說浙商在國外的艱辛至今鮮為人知，那么國內頻頻不斷的大手筆可謂家喻戶曉，從大兵團的購房、購煤到如今的投資網絡時代，全國人民都眼巴巴地看著草根商人“炒”出了水平，眼巴巴地看著這些“草根”實現從“練攤”開始的經濟轉型。

　　1993年 關鍵詞 留學

　　第二代浙商轉折點

　　1993年5月6日，陳俊擠在北京火車站的國際列車候車室里，北京至莫斯科的3次國際列車正在檢票，他登上了這列國際列車，轉道莫斯科自費赴英國留學。“一個商人擁有一個省的眼光，就能做一個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才能做天下一等一的商人。”陳俊說，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遠。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

　　歷古以來，浙商的足跡就遍布了世界各地。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浙商就率先成群結隊地走出國門，闖蕩國外，練就從商的眼光和膽識。

　　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第二代浙商和第一代浙商有著根本的區別。作為第二代浙商是經過完整高等教育或者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天之驕子，遠比第一代浙商掌握科技知識更完備，具有知識型、科技型、智慧型和國際化眼光。

　　從160年前中國留學先驅容閎踏上美利堅國土的那一刻開始，一代代留學生攜帶“我出去，我看到，我學到，我改造”的強烈責任感走出國門，繼而折身反哺。改革開放后，我國掀起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留學浪潮。而這些歸國者在大歷史的背景下承載著讓中國融入世界體系、傳播普適價值的崇高使命。海歸給中國帶來了眾多的新名詞、新文化、新思想、新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正以巨大的熱情參與和改變著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歷史進程。

　　留學經歷，使海歸們有機會將自己長期置身于祖國之外，拉長距離去學習、比較、體味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之根的差異。這種距離讓人清醒、冷靜甚至痛苦、迷茫，然而最終化為深刻的理解、熱烈的報答和改造的沖動。“海歸總被人教導：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你是海歸不了解國情。但這些觀念是一種誤導，不是海歸不了解，而是有些被認定的"天經地義"的東西應該被改變。”陳俊堅信：“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新的價值觀哪怕一時不能在中國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變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留學生活并非一帆風順，遭遇過國外警察借查護照為名的敲詐，也遭遇過國外的土匪追蹤的危險。但有一片土壤，就能夠生根、開花、結果。“沒有陽光也燦爛，給點陽光更燦爛。這就是我的生存理念，也是浙商的生存理念。眼界有多遠，人生的路就能走多遠。”

　　2005年 關鍵詞 樓市

　　不習慣被稱為“炒房團”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有句名言：“時局是經營的脈搏，兩者會產生共振。”

　　2005年五六月間，一場由上而下發起的房地產宏觀調控席卷大江南北——上海跌價、廣州震動、北京降溫。就在這時，卻出現了個“浙江投資團”備受關注，以致許多聲音驚呼：“狼來了！”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里，出手凌厲、氣勢兇猛的浙江炒房團讓人聞風色變，他們創造了許多城市的地產暴富神話，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家對于房地產的宏觀調控，使許多專事炒房族資金被套牢。“與其血本無歸，還不如順水行舟、化零為整。要整合所有可利用的資源，做最有效益的事。”陳俊的目光斬釘截鐵。作為浙江投資團的發起人，他再次被光環籠罩。當時，陳俊帶領60余名浙商精英北上，開始新一輪投資。他告訴記者，如今在北京的浙商共40多萬人，這支隊伍每年給北京繳納稅收約150多億元，在京地位可謂舉足輕重。然而“炒房團”的古怪稱謂卻令這一群體面臨極其尷尬的狀況。

　　“什么是炒房，什么又是投資？這界定是模糊的。”其實，浙江投資團在北京的定位是“投資北京、服務北京、建設北京”。因此只有長線投資，不會去炒房，也不愿看到北京房價飛漲。因此，浙江投資團有“四項基本原則”：科學論證、規范操作、多元投資和市場運作。

　　2005年7月底為打造北京西南三環商圈，浙江投資團較大幅度的投資就展示了新浙商的新形象。“房地產僅僅是浙江投資團眾多投資項目中的一小部分，但房子可能是老百姓一輩子的夢想，否則媒體也不會如此敏感。以投資團的形式出現，化零為整達到投資規模化、效益化，徹底展示浙江商人的品牌。”

　　2005年北京秋展會上，浙江投資團一露面就受到開發商的青睞，浙江投資團有100多個人參團，基本上每個人都有1-2套房子成交，其巨大的投資能力令開發商難以抗拒。

　　北京市場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以前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再差的房子、位置再不好的房子也能賣得很好。房地產整體市場中“上海感冒，全國吃藥”的效應已經發生了作用。市場的沉悶，使開發商很渴望注入新鮮活力，但一時又找不到亮點。浙江投資團的出現帶來了亮點。開發商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市場情況下，急于回籠資金。正是這幾點原因，成就了浙江投資團在當前北京樓市中的巨大影響，引起了北京及全國各地近150家媒體的跟蹤報道。

　　開發商的“熱情”，為浙江投資團的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余地，對任何投資者來說，都是一件絕對的好事。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豐厚，民眾投資意識強烈。對于這些投資者來說，北京城市功能的全新定位——打造國家首都、歷史名城、旅游城市、宜居城市，會使北京在國內、國際舞臺上的發展空間更大。他們選擇北京，是對這個市場有著充分的信心。

　　“浙江人有句俗語"買田千千萬，買屋萬萬間"。投資房產已經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民風。精明的浙江人在北京不會重演"買房如買大白菜"的鬧劇。今天在北京投資的浙江人不會什么樣的房子都去買，也會考慮交通、環境、物業管理、性價比。”陳俊解釋，“同時，團體本身不決定成員的購買意向、數量，以及去限定一個投資回報率。但一定是以集團化、規模化、效益化的形式有目的進行投資，更加成熟，更加謹慎”。

　　2006年 關鍵詞 調控

　　在唱跌聲中嗅到商業地產機遇

　　那是新政實施前的72小時，2006年5月29日下午6時，就在九部委新政發布的當天下午，得到了相關信息的陳俊已經開始深入分析新政條款，“這是我從去年宏觀調控以來養成的習慣，凡遇重大政策出臺，都要從頭"過"上幾遍。九部委新政的15個條款，我翻來覆去，足足看了一個多小時”。了解新政速度之快，正是作為新浙商對時政要聞的重視。5月29日下午6時，得出“新政將引導投資以商業為主”的結論，陳俊便開始與浙江投資團的多位同仁頻繁通電話，交流對九部委新政的體會、心得。

　　“事情其實很簡單：一、九部委新政調控范圍主要局限在住房領域，對商業等其他領域甚少涉及；二、房產交易過程是調控重點。”有了這兩點結論，陳俊多少松了口氣，“從新政的具體條款看，雖然此次動作很大，但房地產作為我國的重要支柱產業，政府部門肯定還是希望調控和引導，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因此今后投資房地產業仍然大有可為”。

　　那次宏觀調控，迫使部分以長三角為基地的浙商炒房族轉而北上，進京發展。短線炒房、瞬間獲利的炒房方式也改為以中長線投資為主。

　　“新政雖然聲勢浩大，但不至于將浙商趕回長三角。同時，為了保證收益，將投資領域從"住房、商業并重"轉向"以商業為主"顯得尤為迫切。我和我的團隊繼續留在北京投資房產的信心進一步堅定。”

　　北京住房價格從去年下半年以來迅速增長，尤其是進入2008年，增速尤為明顯，但看房活動并未如往年在長三角炒房時動輒上百人出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在我們對投資住宅地產更為慎重。”

　　陳俊發現2006年的《國九條》和之前的《國八條》，在住宅地產上反復做文章，特別是對住宅地產的流通領域實行新政，對商業地產幾乎沒有新的限制政策。商業是用來做生意賺錢的，商業地產的風險比住宅地產的風險要大。結束了第一輪對住宅地產的投資之后，浙江商人下一輪的投資高潮肯定是商業地產。“目前有45萬浙江商人在北京，很多人是本行業的精英。北京有一個很有名氣的浙江村，就在木樨園一帶，聚集了幾十萬的浙江人，他們在這里苦心經營多年，逐漸形成了北京的第七大商圈。”鑒于此，陳俊認為《國八條》及國家部委的九條新政策的頒布對浙江商人的影響不是太大，因為浙江商人的原始積累已經完成了，在北京基本都有了住宅，不會為20%或30%的購房預付款發愁。國家不可能出臺政策來干涉商業的發展。國家沒有針對商業地產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所以，下一輪我們掀起的高潮是投資商業地產。”

　　各方面反饋回的信息印證了陳俊的看法：京城開發商蜂擁而上，主動約見浙江投資團；豐臺區政府召開座談會，對浙商擴大長線投資表示歡迎；浙江投資團考察吉林5縣市投資項目，所到之處均受到極高禮遇。

　　投資團的實踐得到了認可，讓陳俊的浙商理念更加充實和完善，他率先提出了新浙商的概念并進行詳細解讀。“從商要與時俱進。”陳俊說起新浙商的內涵，就顯得很興奮，“新浙商基本都有高學歷的背景。”“新”里面包含著科技型、信息型、智慧型，這和第一代就有了徹底的區別。“現在我們應該將眼光放在高科技產業、創意產業上，通過對信息的準確把握，新浙商需要有大膽的創新意識。”

　　與老一輩浙商相比，新浙商更靠近時代的脈搏。記者通過調查發現，新浙商能夠打破老一輩浙商的“家族管理”框架，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投資上都大膽地實現了創新，并具有更多的創新意識和團隊精神等。對于把握商業的走向有更清醒也更成熟的考慮。陳俊心目中的新浙商，正是一股噴薄而出的力量。

　　2008年 關鍵詞 猜想

　　“軍規”解讀別樣商道文化

　　在北京奧運會進行之際，各大策劃公司的商戰絲毫不亞于賽場的火爆，而此時原本專注于商業策劃的陳俊卻早已離開了北京，開始山東、浙江、上海等地的商業考察，為其即將面市的新書《陳俊解讀浙商的22條軍規》搜集素材。

　　早在奧運經濟剛剛提出來之際，浙商就已經捷足先登。據有關媒體資料顯示，在北京申奧成功一周之后，浙商就已經開始了奧運經濟的“外圍賽”。溫州金牛工貿有限公司專門生產工藝收藏品，為了抓住奧運經濟商機，早就在北京成立分公司，并向奧組委申請了奧運獎牌木質外包裝的生產權。直到2003年8月2日，該公司獲得了生產奧運紀念品的“通行證”，同時獲得了奧運獎牌木制外包裝的生產權。他們很早就開始關注北京奧運會新徽章，為了奪得生產奧運收藏品的授權，可說是費盡了心機。捷足先登搶占奧運商機的浙商，并不僅僅是這一家。

　　“浙商基本上是以小商品打入奧運經濟的，但是這些企業在搶占奧運商機的同時，將自己的產品做精做專。”陳俊還拿出了浙江一家奧運領帶供應商的領帶，說：“像這樣的企業就專注于做領帶，就是這樣的專注精神才讓浙企走向奧運。”“借政府之力抓住奧運經濟”成為了新浙商在奧運商機下的口號。浙商很注重政府的作用，“做商業的人要有政治頭腦”也是浙商的訓條。尋求政策，在浙商成功之路中有著重要的鋪墊。“要政策，這就是浙商搶占奧運商機的法寶。”陳俊分析。

　　雖然天天忙于商務，但陳俊還在日日讀書學習。“高人做勢”，這是陳俊研讀100多年前大浙商胡雪巖從商著作的最大心得。在他看來，當代社會高人做“勢”、中人做“市”、低人做“事”。所謂“做勢”，就是要做足5種“勢”：官場的勢力、商場的勢力、江湖的勢力以及洋場的勢力和媒體的勢力。陳俊把它詮譯為，官場的勢力其實就是政府的勢力。現在要想把事情做大做強，一是必須遵守國家相關法規政策，另一方面也要得到政府的支持，這對浙商來說尤其重要；商場的勢力，也就是商人、商家和商會的勢力；洋場的勢力就是國際市場；江湖的勢力也即社會的力量。他補充了一點，即高人還需學會利用媒體的勢力。因為在現代社會，媒體的作用非常強大。所以，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新浙商”要想再創輝煌、取得更大的成績，一定要學會整合、利用這5種勢力，在整合這5種勢力中還包含著浙江文化、道義、互助的內涵。姜琳琳